李可染是近现代杰出的画家、诗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之一。他创作了许多流传百世的作品，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他的《万山红遍》系列，据数据显示，在近两年的春秋两季拍卖中，李可染的红色系列几乎都是当季拍卖的最高价。2015年秋拍，李可染1964年创作的只有3.1平尺的《万山红遍》以1.84亿元的价格成交，而这幅作品当年李可染卖给荣宝斋时，只不过80块钱。
李可染为什么要画这些红色系列？其实这和他的性格有关，根据资料调查，李可染实际是一个胆小谨慎的人。
李可染出生贫苦，排行第二，父母给他取名李永顺，希望他一生永远顺利。李永顺小时候表现出了强烈的绘画天赋，后来遇到了他的第一个老师，他在徐州上小学时的绘画老师王琴舫，赞许他是“孺子可教，素质可染”，随给他改名李可染，自此，李可染的人生就没再顺利过。

1929年李可染考入了杭州西湖国立艺术学院研究生，得到了林风眠的教诲。李可染因为拉了一手的好京胡，而结交了当时在中央财政部主办的报社做总编辑的苏少卿。只是一来二去的，李可染没和苏少卿成为知己，却和苏少卿的女儿苏娥好上了，还说一看到苏娥就兴奋，这种表示在当时也够大胆的。苏少卿知道后极力反对，后来还是林风眠出面撮合，才有了这桩婚事，两人于1931年结了婚。然而好景不长，李可染的朋友张眺因组织进步团体，被***抓了，李可染也受到了牵连，不得不退学回到徐州，在当时的徐州艺专教学。
在徐州，苏娥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然不会甘心，想着回上海重新上学，为了让李可染更好的创作，1937年，苏娥只身带着孩子回到了上海的娘家。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乌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李可染觉得上海危险，并不喜欢上海，只好一个人呆在徐州教学。这年的夏天，李可染跑到上海看苏娥，没想到七七事变发生了，抗战全面爆发，除了上海，徐州也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李可染听了赶紧回到了徐州，因为苏娥此时又怀了孕，行动不便，李可染就自己回了家。只是徐州已经不再安全，为了躲避战乱，李可染决定到大后方去，也就是到安全的地方去。从徐州辗转到了武汉之后，李可染在当时的***军事委员会，进行抗战宣传画创作。
后来，随着战争的扩大，失陷的城市也越来越多，李可染继续辗转，历经西安、武汉、长沙、衡阳、桂林、贵阳后，最后抵达重庆，在国立艺专当中国画讲师这期间，李可染根本无暇顾及他的妻子苏娥。而此时的苏娥，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上海，与李可染相隔万里。最终在1938年染上伤寒症，去世时年仅29岁。
次年，李可染知道苏娥去世的消息。那时的重庆，可以说是抗日战争罪艰苦的时期。尽管这样，很多老百姓照样生活，照样工作，但李可染在每次飞机轰炸时，都和其他人到一个校场口的隧道内躲起来，后来轰炸的次数多了，李可染干脆就天天躲在那里。
与此同时，李可染依然创作着政治宣传画。1939年的《无辜的血》反映了日本轰炸重庆的惨状，作品引起了很大轰动。虽然创作着这种政治宣传画，但李可染的内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忧郁、恐惧，还有未来的看不清，让他越来越迷茫，越来越胆小，特别是知道苏娥已经去世了后，李可染更加感到无助。1941年，李可染离开三厅的工作，住到了沙坪坝金刚坡的一个农户家里，从此远离政治。李可染做出这样的选择，艺术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应该与他谨慎胆小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毕竟在长达一年日军轰炸的日子里，内心没有变化是不可能的。在乡下住久了，没有生活来源是不行的，尽管李可染害怕战争，但还必须出来谋生。此时，李可染的绘画得到了战时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的赏识，聘请他担任中国画讲师。1944年，李可染画展在重庆举办，开展后第一天就有人来买画，而买画的人就是徐悲鸿。可以说，徐悲鸿对李可染有知遇之恩。更幸运的是，就是在重庆国立艺专任教期间，李可染遇到了人生第二人妻子，因战时影响迁往重庆的，当时在杭州国立艺专学习雕塑的邹佩珠。
1945年，抗战胜利，战时迁到重庆的艺术院校都迁回原地。1946年，李可染同时收到了两份聘书，一份是母校林风眠发来的杭州国立艺专的聘书，一份则是北平国立艺专徐悲鸿发来的。
李可染最终选择了北平。这次选择，对李可染来说是改变它一生的选择。一个是造就了他美术大师的地位，一个就是令他遭受了各种迫害，让他的内心脆弱到了极点。但他当时选择北平，是因为徐悲鸿答应给他介绍国画家齐白石和黄宾虹。李可染到北平不久就拜了齐白石为师。他为齐白石铺纸、磨墨十年，没临摹过齐白石的画，倒是后来跟着黄宾虹时，黄宾虹的浓墨画法影响了李可染。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北平国立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被徐悲鸿聘为第一批教授。
李可染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当时以画人文画、表现自我为主的小情调画遇到了当时大唱社会主义、讴歌政治的改造运动，中国画被绘画系取代，李可染被派去教水彩。胆小怕事的李可染并不是像一些画家那样坚持已见，而是紧跟“时代”，不仅变了画风，还发表论文，提出要改造中国画，摒弃过去的画法，找到绘画的源泉。
1954年李可染与另外两位画家赴江南写生。此次写生，李可染带着两枚印章，一枚是“可贵者胆”、一枚是“所要者魂”，还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尽管后来三人水墨写生联展轰动了画坛，被誉为“中国画革新的里程碑”，但李可染的行为也被后人进行研究。因为一个人要给自己写座右铭，大多写自己做不到的，所努力的方向。因此，李可染写“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真正的背后原因应该是用这两句话来给自己打气。
1958年，国家正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肃反、建立人民公社、树立三面红旗等，当年在杭州上学的同学张眺就死在肃反中，而李可染是在***中担任过职务的，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被批斗是很正常的。为了给自己辩解，李可染写了一篇文章《向党交心》。文章的第一章是“缺少灵魂”，辩解他的画，因为有不少人说他的画社会主义内容很少。第二章是“个人名利”，说自己对系里的工作不主动热情，能躲就躲，对学生也很少接触，是想尽可能地搞自己的创作。尽管李可染胆小怕事，写下文章向党交心，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没有给李可染向党交心的机会。他的作品被作为“四旧”作品，处于横扫之列，不断被剥夺画笔，而且还受到各种批判，再次受到打击的李可染已经越来越脆弱了。1967年***开始后，李可染第三次受到冲击，他的作品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抄家、进牛棚。在这过程中，李可染表现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说什么就说什么，由于他的认罪态度较好，斗了一年后，李可染终于回了家。此时的李可染已经丧失了任何斗志，噩梦不断。他的妻子邹佩珠透漏，李可染曾经这么和她说：“我这一生从未做过好梦。每次做梦都在爬山，眼看爬到高头了，又总是摔下来，从梦里惊叫吓醒。”可见，当时的李可染已经是害怕到了极点。对于艺术创作，李可染更是迷茫，不敢画，不知道画什么。后来，他的朋友见他实在害怕，就对他说：“可以画些青山绿水，譬如以井冈山为题材，加上些扛着红旗的红军，这样谁还能批判呢?”
李可染像拿到了救命稻草，立刻开始红色系列的创作，向党表示自己的衷心。于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各种红色题材开始出现在李可染笔下。《井冈山》、《井冈山***摇篮》、《井冈山主峰图》以及现在不断拍出历史天价的《万山红遍》系列。尽管这样，他的历史是抹杀不了的。1970年，他再次被打倒，这应该算第四次了，此次他被下放到湖北丹江口“五七干校”，分配给他的工作是接听电话，当传达。
1971年，周恩来说可以请一些老画家回来，创造一些新的绘画作品，先由民族饭店做起。于是饭店派人持北京市的介绍信去干校接人，其中一个就是李可染。
李可染回京后，发现家没有了，孩子也都不在身边。为了方便画画，李可染和邹佩珠被临时安置在民族饭店的招待所，他为民族饭店、外交部等创作了巨幅的漓江题材作品，画过国礼作品《树杪百重泉》。
然而，就像当年他被改掉“永顺”的名字一样，他总是不顺和不幸。1974年，***到民族饭店，发现了李可染画的《漓江》，立刻说这是“黑画”，李可染又一次受到批判。
这次，一向胆小怕事，谨慎小心的李可染的精神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高血压复发引起失语，彻底垮了。这次患病，李可染经过半年的治疗，才慢慢恢复健康。而他之所以能得到治疗，全因为他的患病期间坚持创作红色系列，不断向党交心。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李可染精神是如何的，好在所作的井冈山题材的作品没有再给人留下攻击诬陷的口实。1976年***结束后，李可染终于获得***，他的漓江山水的特点让他成为中国少有的艺术大师。1978年，中央美术学院再次恢复开课，并招收了第一批美术研究生，李可染作为教授，也能专心教授自己的绘画技术了。那一年的美术研究生，活跃现在的有刘大为、李延生、史国良、李少文、陈丹青等人。 此时的李可染已经是70岁高龄了，他的艺术受到了各方尊重，也不用违心的说话，违心的写文章了。只是他的胆子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容不得半点刺激了。直到1989年，风波过后，1989年12月5日，文化部两个官员到时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的李可染家，了解研究院画家在风波中的动向。80多岁的李可染已经受不得半点摧残了，历经***种种磨难的他早就是惊弓之鸟，一根稻草就能让他崩溃。
据艺术家陈岩《往事丹青》一书中记载：两个官员的到访让李可染大为惊恐，而李可染又有一紧张就口吃的毛病，可以想象，现场的谈话是什么样子。当时邹佩珠鬼使神差的外出未归，谈话只有李可染一人，李可染的精神完全崩溃，根本听不清两个官员的讲话，其实谁也不知道两位官员说了什么，但对李可染的打击是显著的，一代巨匠李可染就在两位侃侃而谈时心脏病猝发，撒手人寰。享年82岁。邹佩珠事后回忆，李可染的舌头把假牙都顶出来了，而那两位还兀自说个不休……而在众多官网，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报道：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在自己的画室里，同文化部的几位官员正在商讨如何发扬中国画艺术，构想刚开始，李可染却头一歪，倒在沙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