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大学官方微博消息，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原校长，***的优秀党员丁石孙同志，因病于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丁石孙于1984年3月至1989年8月任北大校长。
《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曾公开了丁石孙65岁生日那天写的遗嘱，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不留骨灰，回归自然。
全文如下——
朋友们：
今天是我65岁的生日，似乎是应该想一下自己的身后事。没有人能准确地预见自己死的日子，因之话早说为好。
1. 我死后一切从简，不要任何仪式，尽快送火葬场，一切请他们按常规处理，不要骨灰。我来自自然，我愿意再回到自然。
在我死前或死后，凡是不在北京的亲属，绝对不要因为我的缘故来北京。对世界来说，我的死是一件极小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2. 如果我有一段病重的时间，千万不要为了延长生命给我和大家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如何处理，请我的爱人做决定，她是了解我的。
3. 也许我死后还有一点现款，请把我的一份（根据法律）捐给北京大学数学系，如何使用由数学系决定。我对数学是有感情的。至于实物，由我的亲属处理。
4. 我死了以后，当然要发个通知，请按以下格式：
丁石孙，出生于1927年9月5日，已于x年x月x日去世，特此通知。
下面由家属签名。至于发给哪些人，由你们决定。
5. 请不要为我的死悲痛。我衷心希望你们生活愉快。
丁石孙
199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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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是个失败的北大校长······”
在北大百年校庆上，季羡林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1988年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曾拒绝毛新宇入读北大，一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据学生王佳回忆，那时的北大，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在一次接受央视的采访时，丁石孙却说：“我是个失败的校长……”
1984年，丁石孙接待到北大访问的德国总理科尔。
晚年的丁石孙，总是坐在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起居室里。
他腿脚不便，十多年前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时，他已用上轮椅。后来，若非不得已，他很少出门。
最近这些年，他视力下降得厉害，书报已不能看，起居室的电视机很大，但他仍看不清。
他总是坐在起居室的单人沙发上，一坐就是一天。沙发旁的小圆桌上，放着一杯浓浓的绿茶。他在上海长大，一直保持着喝绿茶的习惯。
夫人还在世时，会挨着他坐着，与他聊天。夫人病重后，他便独自坐着，听电视、听音乐。他喜欢贝多芬，尤其喜欢《欢乐颂》和《英雄交响曲》。
退下来11年了，常去看望他的人不多，妹妹丁永宁是其中之一。她刚走到起居室门口，竖着耳朵听声音的丁石孙就能从脚步声中分辨出她：“你来啦。”
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耳聪目不明，五体不由己，话也越来越少。但窗外的人和事，依然声声入耳。
丁石孙任北大校长期间留影
“老丁”
妹妹丁永宁曾任新华社资深记者，离休后担任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常把国内外大事说给丁石孙听。丁石孙偶尔会发一两句议论。
民盟中央研究室主任刘圣宇曾担任丁石孙的秘书，他也常从网上搜集新闻，尤其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事，打印一摞，带去念给丁石孙听。
不过，丁石孙最喜欢听的，是有关北京大学的人和事。
刘圣宇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当年便来到丁石孙身边工作。那时，丁石孙早已卸任北大校长，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不过，刘圣宇的老师们都曾与丁石孙在那方园子里共事。他从自己导师的近况说起，丁石孙便会接过话茬，回忆北大岁月。这些年来，他一直称呼丁石孙“丁校长”，他们俩谁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北大数学系原系主任李忠每年都会和一帮朋友去看丁石孙。
二三十个人，都是昔日师友，坐在丁石孙家六十余平方米的客厅里聊天。客厅里放满了来看他的人送的花。大家海阔天空地谈着，没什么目的，学校的大事，系里的小事，想到什么说什么。刘圣宇发现，这时候的丁石孙，仍然话少，但整个人的状态都放松了下来。
李忠和其他人都保留了当年的习惯，称呼丁石孙“老丁”。有工作人员不解，认为应该称呼“丁委员长”，李忠不肯，觉得别扭。
北京大学前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常和李忠一起来。丁石孙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王义遒是教务长。看着眼前越来越沉默、笑容越来越少的丁石孙，王义遒常常想起近半个世纪前的他。
那时，丁石孙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瘦高的个子，穿着中山装，气度很好。王义遒是无线电系副系主任，常和丁石孙在学校的系主任会议上碰面。
“***”刚刚结束，北大百废待兴，丁石孙发言时，有点慷慨激昂的样子，王义遒觉得，眼前这个刚刚年过半百的人，大约要做点什么了。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丁石孙（左）与费孝通（右）合影
“回去我要战斗”
1983年，北京大学校领导到数学系，向党总支***黄槐成了解丁石孙。学校对***结束后数学系如何恢复正常教学工作很感兴趣，让他作汇报。
黄槐成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后系里面对一大难题，教师队伍“断代”。***前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人数不足，补充进来的工农兵学员教师，大多数业务能力不能满足教学需求，急需调整补充。
时任数学系副系主任的丁石孙很慎重，他自己在***中挨过整，但觉得如果简单地赶人，会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他希望能给这批年轻人第二次机会。
丁石孙基本功扎实，课讲得好，在学生中名声很好。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受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他在反右倾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甄别***后，“***”又开始了，他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黑帮大院，下放干校，***后才获得***。他的名字早在学校里传开，无论从业务上还是人品上，都很受尊重。
最后系里商议决定，允许这批教师两年内不授课，并帮他们制定教学计划，重新进修。进修过程中，多数人跟不上，主动申请调走，少数人申请转为行政岗位，个别人最终考上了系里的研究生。这种豁达开明的处理方式，使数学系的工作早于全校步入正轨。
1980年，丁石孙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1982年末，他辞去系主任一职，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学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83年，北京大学校长面临换届选举，校领导们商量提拔哪个系主任进校领导班子，大家意见比较一致，都觉得丁石孙把数学系搞得好。
之后，北大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请大家填写校长人选，副处级以上的行政干部、副教授以上的教师均可以参加。丁石孙是得票数最多的人。
随后，校方将意见上报教育部。1983年10月，在美国的丁石孙得知消息，自己即将被任命为北大校长。
有老友给丁石孙泼冷水，告诫他北大校长可不好当。姚曼华夫妇就持这样的观点。
姚曼华与丁石孙相识于1947年的上海大同大学，二人均是学生会干部，均参加了学生运动，丁石孙还被***投入监狱。后来，二人同时被大同大学开除，进入上海大学生的黑名单，不可再入学。1948年，丁石孙考上清华大学。次年，姚曼华进入燕京大学。建国后，因院系调整，二人相聚于燕园。姚曼华在北京大学教党史，她的先生和丁石孙都在数学系教书，三人成为多年挚友。
姚曼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夫妇觉得丁石孙有理想有信念也有能力，但担心他对困难估计不足，如果遭受挫折，可能会受到很大打击。丁石孙却踌躇满志。他预判到了困难，但相信自己可以做点事。回国前，他告诉友人：“回去我要战斗，不是一般地战斗，前后左右上下都要战斗。”
“他想在自己的任内把北大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发扬起来。”姚曼华说。
1984年3月，57岁的丁石孙上任北京大学校长，王学珍上任党委***。
在就职讲话中，丁石孙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没有三把火，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1984年邓小平（左五）接见陈省身（左六）及夫人（左四）时，丁石孙作陪（左二）。左三为何东昌，左七为胡国定。
“好像春天进入了他的心里”
新班子首先提拔了一批年轻人。学校做出规定，教师年满65岁必须退休，也不能参加学术委员会。如今，这批年轻人均已成为北大各个学科的带头人。
1985年2月，无线电系副系主任王义遒在美国访学结束，回到北大，被提拔为自然科学处处长，在教务长领导下，负责全校理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另有社会科学处负责文科）。
1986年，丁石孙问王义遒，觉得北大存在什么问题，他回答，没有目标。“不少人工作都得过且过，没有奔头。这样的集体没有朝气，没有凝聚力。”
王义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市场经济刚起步，“脑体倒挂”现象严重，“读书无用论”冒头，各种海外新思潮又不断传进中国，北大内校风、学风有些混乱浮躁。
1986年下半年，丁石孙提出了六点治校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严治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树立综合平衡与全局观念；分层管理，坚决放权。他还在中层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大张旗鼓推行改革措施。
时任北大数学系主任李忠对其中的一项改革措施极为赞赏，即工资包干制改革：各系根据教学任务确定应有的教师编制，学校据此确定工资总额，具体分配由系里决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有的系超编厉害，但工资总额就这么多，只能处理掉那些不上课、科研任务也完成不好的人员。
根据“分层管理、坚决放权”的规定，数学系自主制定了分配办法。分配向教学倾斜，不上课的教师只拿基本工资，不发奖金；教学中又向基础课倾斜，基础课的工作量乘以1.2~1.3的系数，奖金也更高。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立刻被调动起来。
丁石孙也以身作则。虽然当了校长，却坚持给学生上高等代数这门基础课，除非不得已，从不耽误课时。
他还推动了北大的学科建设。北大历来以基础研究为主，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80年代，基础研究面临着难以拿到国家课题和经费的困境。“学校决定，大船要转向，要增加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比重。”王义遒说。学校成立了5个交叉学科中心，陆续开设15个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加强了应用科学研究。
那些年，丁永宁常在星期天去北大看哥哥。
每一任北大校长都可以在任内搬进北大燕南园的一套独栋小楼居住，但丁石孙拒绝了，仍旧住在中关园一套不到80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丁永宁却在他脸上看到了难得的笑脸。
“以前，我很难看到哥哥的笑脸。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右倾，一会儿‘***’，折腾极了。我看着他都觉得心疼。自从他当上了北大校长，我觉得他很阳光，意气风发，准备大干，好像春天进入了他的心里，属于他的时代来了。”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1987年2月，崔健在北京大学 举办了首次个人演唱会，
演唱了《苦行僧》《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大批学生为他倾倒。
“当校长就是要大家自由发展”
在学生们的印象里，丁校长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灰色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校园里。有人想找他说话，直接把他的自行车拦下来就是。
他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有学生觉得食堂太难吃，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臭骂他一顿，让他自己去食堂尝尝。他并不恼，真的开始食堂改革。之前，北大各院系学生吃饭的食堂是固定的，他引进竞争机制，饭票在各食堂通用。食堂有了竞争压力，质量立刻提高。
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他后来如此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
他告诉王义遒，自己年轻时参加学生运动，没有一门课是从头学到尾的，大多靠自学。他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教给学生基本的学科知识和学习方法，打下基础，培养素质。
1986年起任北大教务长的王义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务处曾做调查，发现北大理科各系***前的毕业生当时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并不多。他们由此意识到，大学不应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要拓宽学生的视野。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果不想把时间都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学校应尊重其选择；如果想转系，学校也会同意。
丁石孙让王义遒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学生对话。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这些学生思维活跃，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双方常就学校改革平等交换意见。
1986年入读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王佳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的北大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
新生被学长们告知，要读《围城》《麦田的守望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北大“准读本”。“三角地”贴满了讲座海报。每到晚上、周末，各个教学楼里会有各式各样的讲座，从朦胧诗到存在主义，从弗洛伊德到现代派。
未名湖畔，五四文学社常常在那里讨论诗歌。学生宿舍和食堂的墙上，贴着原创或分享的作品，谁都可以“跟帖”，支持或批驳。北岛、多多、顾城三位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来电教报告厅座谈，学生们毫不客气地发表看法，其气势让三位诗人似乎都有些怯场。
1987年，崔健在北大开演唱会，唱了《苦行僧》《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在此前后，黄建新的《黑炮事件》、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北大上映，北大成为这些导演检验新片、寻找知音的一个基地。
有一阵子，男生29楼每天晚饭时有个“笑林广播电台”的自治播音，三个播音员，分别叫氨基酸、维生素和半导体。每天播音大约半个小时，庄谐杂出。他们动不动就给隔壁31楼的女生献歌，于是几座楼间一阵欢呼。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中文系教授谢冕著文《永远的校园》，收入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精神的魅力》。
“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谢冕写道。
但在数年的校长生涯中，丁石孙也常感到力不从心，推动改革十分不易。
1988年，他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已经干了4年，身体很不好，希望能同意自己辞职。“我觉得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情多得很，做不成就算了，我已经尽了力了。”他后来解释。
但辞职请求没有被接受。1989年春节后，时任国家教委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继续主持北大工作，他同意了。他告诉王义遒，希望对方跟他一起酝酿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
但8月下旬，时任国家教委领导再次找丁石孙谈话，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在告别讲话中，他说：“我当了五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
2013年，丁石孙访谈录出版，取名《有话可说》
但晚年的丁石孙似乎更喜欢倾听，常常处于沉默状态
“犹抱初心可曾变”
离任第二天，丁石孙回到数学系，找到时任数学系系主任的李忠。“他说，我来找你报到，请系里安排我的工作。”
丁石孙空闲了许多，他常常和夫人骑着自行车，到香山、植物园玩儿。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在校园里默默地散步。
1990年，他左眼眼底出血，左眼视力基本丧失。
1993年，在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的提议下，丁石孙调入民盟中央，由兼职副主席成为专职副主席。
调任前，丁石孙有些犹豫，他原本想在北大数学系安安心心地教书。李忠劝他：“你对我们普通知识分子很了解，你到那个地方，可以代表我们发言。”
调任后，丁石孙仍然定期到北大给数学系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
1996年，他出任民盟中央主席。1998年3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时逢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丁石孙到校出席纪念活动。介绍贵宾时，当他的名字被念出，全场响起了极为热烈的掌声。季羡林发表讲话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
校庆期间，丁石孙被校友们包围了。学生们争相和他合影，纷纷请他到自己班里坐坐，为大家讲上一课。常常才出一个班，就被另一个班“架”走了。
但敏感的老友们也发现，学生运动出身、一辈子的命运与政治紧密相关的丁石孙，不再谈论政治。他们明白他的种种想法，只与他聊聊北大和往事。
丁石孙的腿脚逐渐不灵便，2001年，他和夫人到姚曼华夫妇的新家做客。他的腿已不能行走，靠两个警卫架着进门。看他身体这样差，老友们觉得，可能是在北大当校长期间累坏的。
2013年，丁石孙访谈录出版，取名《有话可说》。但在丁永宁眼里，晚年的哥哥似乎更喜欢倾听，常常处于沉默状态。
她想起少年时期，哥哥推荐自己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书是傅雷翻译的，傅雷在扉页后面，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她觉得，每个字都可以贴切地用在哥哥身上。
不再承担丁石孙秘书工作的刘圣宇，依然常常探望这位老领导。每每走进起居室，眼前的丁石孙就像一座山，沉默而坚定。
在接受央视的采访时，丁石孙说：“我是个失败的校长，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好的学校，不是这样的，没有达到。”
记者说，后来常常有人追忆那时的北大。丁石孙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
记者追问：“你的信心会因此失去吗？”丁石孙抬起手，放在领带上：“那就不是我能做的，我从历史上已经过去了。”
2016年1月底，北京大学86级学生派了几个代表，看望正在住院的丁石孙。
毕业于国际政治系的王佳已有多年没见过丁石孙。眼前这个瘦小的老者，与她记忆中风度翩翩的丁校长大不一样。
他们带了一束花、一张卡片和一首诗。卡片上说：“感谢您给了我们北大历史上最好的几年。”丁石孙看不见，他们就读给他听：
遥记当年初相见，我正少年君英年。
五湖四海风云会，一世之缘结燕园。
风度翩翩谆谆语，当日风华如昨天。
可叹流年如水转，一去经年改容颜。
千山万水追寻遍，为觅梦境过千帆。
虽经九转而未悔，犹抱初心何曾变。
长揖一拜谢师恩，弟子沾巾不复言。
心香一瓣为君祈，福寿安康复翩翩。
89岁的丁石孙已口不能言，却听得清学生说的每句话。几个女同学俯下身去，拉住他的手。
他睁着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
本文首发于2016年3月7日总第746期《中国新闻周刊》
应采访者要求，王佳为化名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杂志（china-newswe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