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相须与文化精神
大礼与天地同节
《礼记乐记》曰：大礼与天地同节。谓礼之极致与天地有相同的节序。人世间的种种礼仪规制以什么为参照呢？天尊地卑的天地之序当然是最好的基准参照，这是把礼仪的最高参照推至天地之别，是农耕民族仰观俯察思维方式的自然理路。《说文解字》示部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又豐部：豐，行礼之器也。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诸祀之中，又以敬祀天神地祉为最。所以，礼最早产生于祭祀，先民们为什么要祭祀呢？因为敬畏天地神灵，先民们相信天地神灵在另一世界看着、主宰着现实人间。天地神灵高高在上，令人生畏。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记曲礼》）施礼者和所施对象之间等级森严，所以，礼从一开始就有等级差别、敬畏之情等蕴含。
礼者，天地之序也。《周易正义》卷首《论易之三名》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对天地之序的认同是中国礼文化的基本思想，而祭祀天地神灵则是这种思想认同的具体呈现。《周礼》设官分职有所谓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这就是承天地四时之序。如郑玄所说，天官冢宰是象天所立之官，地官司徒是象地所立之官，春官宗伯是象春所立之官。人间的政治秩序遵从的是天地四时之序。这种礼法天地、则天地、准天地的思想在《礼记》中表述更为鲜明。《礼记礼运》：夫礼，必本于天。《礼记乐记》曰：礼者，天地之序也。都是这一思维理路。把礼的根本归之为天地之序，是先民们对礼义的诗性解释，其思维向度是人与自然，人伦同天理，天尊地卑自然而然，人伦次序也自然而然。这种思维取向对中国古代文论影响很大。《文心雕龙原道篇》就是从天地之大道来理解文学之道的，刘勰由高卑定位而生两仪，天有丽天之象，地有理地之形，都自然而然，进而推导出人文的自然之道。在思维路向上，正是对天地秩序的认同。《文心雕龙》显然深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它把天地尊卑之序当作世间人伦秩序的基准参照，所谓天地定位（《文心雕龙祝盟篇》），就是对天地秩序的遵从。封禅大典更是对上天秩序的遵从典范，天上有正位北辰，人间就有向明南面。（《文心雕龙封禅篇》）中国文论视文学通天地，文道通天道，这是中国人整体地、诗性地把握和领悟世界的生动表现。文学与天地万物共生共荣，天地万物成为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这体现了中国文论的宽广视野和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
以礼治人情。《礼记礼运》谓：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天地生万物，天尊地卑决定万物也有贵贱之分。这样，天地之序自然而然地移置到君臣、夫妇、父子、男女等人伦秩序，天地大化就成为万物化育和人伦秩序的根本。德国学者卡西尔认为，这是以天象来解释人间秩序的合理性。他说：人在天上所真正寻找的乃是他自己的倒影和他那人的世界的秩序。（《人论》）中国的先民们正是这样把人间秩序和天象关联起来的，人间的一切礼仪规制都参照天地之序建立起来。这种自然移置的思路和思想在中国礼文化中表现尤为突出。《周礼》中大宰的职能就是在一系列活动中实施严格的礼制，实即区分等级差别。如祭祀朝觐会同宾客，都有相应的祭祀之式宾客之式羞服之式，其财资用度、牺牲多寡、参与人员级别，甚至服饰都有不同规定，其内在的依据即是礼，也即人伦之别。
带着原始时代就有的诗性思维，先民们把天尊地卑作为人间最大的无庸置疑的礼，又把这种天地之序作为基准参照自然而然地推广至约定俗成的人伦之序，进而顺理成章地形成世俗社会的各种礼义规制和行为准则，希望形成情理节制、礼乐相和的理想社会。在《礼记》中，这种承天之序以治人情的思路更为明显。从承天之序来说，《礼记》特别强调祭祀礼仪，从祭祀对象到祭品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礼记曲礼下》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士以羊豕。祭祀权即统治权，天子一年四季都要祭祀天地，这是君临天下的礼义象征。从治人情来说，《礼记》更是强调人与人之间严格的等级差别。《礼记曲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王制》就特别强调所谓知父子、君臣、长幼之义。（《礼记文王世子》）
礼者，人道之极也。这句话出自《荀子礼论篇》。礼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团体是十分必要的。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上》）荀子认为，礼起源于早期人类生存物资的分配：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篇》）《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规矩、规则和底线。荀子认为，礼是做人的准绳、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轻礼之人是无方之民，也即不懂规矩没有教养的人；重礼之人是有方之士，也即懂规矩有教养的人。（《荀子礼论篇》）有礼还是无礼，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圣人之所以制礼作乐，就是让人知道自己是人，而不是禽兽：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从社会来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篇》）礼是维持整个社会良好秩序的必然遵循。从国家来说，国无礼则不正。（《荀子王霸篇》）总之，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来说，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大略篇》）要求人们严守礼仪，就是对整个社会等级秩序的认可。可见，荀子对礼的社会功能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从军国大事到日常生活，礼的精神无处不在，没有礼就不成不备不定不亲不行不诚不敬。（《礼记曲礼上》）
礼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架和思想标识。《文心雕龙宗经篇》云：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效法天地、效法万物之序，天地之道自然进入人伦之序。文学与人伦之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创作受礼义的规制。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篇》：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要求诔文要体现礼的精神规制。《文心雕龙章表篇》：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章表要体现这种官职等级差序，甚至在遣词造句这样的细微处，也要讲究礼义。不遵守礼制的文章，再有文采的文章也是瑕疵，高才如曹植也不能幸免。《文心雕龙指瑕篇》指出，曹植把至尊的帝王比作蝴蝶和昆虫，不伦不类。中国文论对人伦秩序的遵从，要求文学反映社会、协调社会，体现出崇高的社会道义和道德情操。
杜甫人称诗圣，他的诗为什么这么好呢？除了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高超诗艺外，跟他民胞物与的仁者情怀也有密切关系。清代潘德與说：子美之于五伦，皆极肫挚鬼神，不独一饭不忘君已也。（《养一斋诗话》卷二）在中国诗学史，杜甫诗歌既是诗艺的高峰，又是道德的标杆，这样的诗人往往受人推崇。
元明清时期，有许多小说、戏剧，主人公的爱情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最终都要纳入礼制的框架。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最后唱词：谢当今盛明唐圣主，敇赐为夫妇。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第5本第4折）我们大家都知道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个名句，以为这是只讲情的，但我们别忘了，张生、崔莺莺五百年前的风流业冤（第1本第1折）最终是皇帝恩赐，才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也就是说，最终还是纳入了礼的范畴。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可以说是至情之作。作者在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题词）可谓至情说的宣言书。看起来根本不受礼的束缚，如果这样理解《牡丹亭》，我们就大错特错了。《牡丹亭》毕竟产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上，必然要打上中国文化的精神烙印。柳梦梅、杜丽娘最终还是在皇帝恩赐、各位长辈认可的情况下结合的，也即最终还是纳入了礼的框架，正如杜丽娘自己说得好：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牡丹亭》第三十六折《婚走》）《红楼梦》中贾宝玉被大人们骗入了婚姻，但内心却是一百个不情愿，找不到现世的出路，只有遁入空门，落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些文学作品说明，在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中，脱离了礼的基本规范，人将无以立足。以上作品长期受人喜爱，一方面欣赏主人公挣脱礼制的勇气和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对礼制作为社会道德底线的承受和认可。毕竟一个社会，如果连起码的道德底线都没有，必将是无序不堪、价值混乱的。
大乐与天地同和
《礼记乐记》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又曰：乐者，天地之和也。乐则天作。（《礼记乐记》）乐到极致，与天地相应和、同节律，与万物共生并起，与天地相通相连。乐跟天地万物一样，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人们表达情感、健全人格的必需品。
关于音乐的起因，人们首先想到乐字的起源。《说文解字》：乐，五声八音总名。象鼓鞞，木，虡也。许慎把乐字当作象形字，是鼓置木架的象形，原意是各种乐器和乐声。清人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云：音下曰宫、商、角、徵、羽，声也。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乐之引申为哀乐之乐。《释名释言语》也是从哀乐之乐来解释乐字：乐，乐也，使人好乐之也。对于乐字取象，近现代以来，随着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罗振玉认为，乐是琴瑟之象。这个观点也能得到现代人类文化学理论的支持，泰勒就说过：最简陋的乐器形式是较为原始的，其中就有弦乐器。《文心雕龙乐府篇》曰：志感丝篁故事谢丝管。此以丝篁丝管代指所有乐器，也透露出中国早期的乐器主要是弦乐器。当然，刘勰更关注的当然不是乐器，而是人们为什么喜欢音乐？《文心雕龙乐府篇》曰：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也就是说，音乐与人们的内心有密切关系，人们因为表达心情的需要而奏乐，或者说音乐能够传达人的内心。
大乐著万物之理（《礼记乐记》）。荀子说：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万物。（《荀子乐论》）音乐与万物的情理是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所谓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礼记乐记》）音乐与万物之间相通相协、相感相生。大乐不仅通天地万物之理，也通社会人情事理。天地有大乐，如庄子主张天籁之音。（《庄子齐物论》）刘勰：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鍠。（《文心雕龙原道篇》）
乐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这句话出自《荀子乐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礼记乐记》）音乐生于人心，自然也是通于人情事理的。发自内心的声音是不能作伪的：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礼记乐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精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乐。（《礼记乐记》）内心状态与音乐的精神特质一一对应。
乐者，中和之纪也。《周礼春官大司乐》认为，祭祀之乐敬天神地祉、山川、先祖，其效果可以和邦国谐万民安宾客说远人作动物，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和的功能。荀子说，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施之人伦社会，乐能使社会和谐。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荀子乐论》）音乐使君臣上下为之和敬，父子兄弟为之和亲，乡里族长为之和顺，最终天下大和，所谓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不免也。（《荀子乐论》）乐之所以能有和的功能，与其本身的特质有关。根源于祭祀礼的中国音乐象天地、似四时，施之天下则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所谓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大乐之道能使天地和合，万物各得其所：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礼记乐记》）
君子知乐，知音难觅。《礼记》认为，动物只知声不知音。《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庄子至乐》）只有士人君子才知乐，故不离琴瑟：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徹悬，士无故不徹琴瑟。（《礼记曲礼》）芸芸众生中，知音是很难找到的。刘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成为知音是一种精神享受，君子之交如众人游春台，又如闻兰之国香，玩书之国华。（《文心雕龙知音篇》）
礼乐相和
荀子说：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荀子乐论》）礼和乐分别有不同的功能，一个社会光有礼则等级森严，人与人之间冷若冰霜，缺乏温情，看似有序，实则关系紧张；一个社会光有乐也不行，人人尽情言行，实则无尊卑长幼，看似和谐一片，实则混乱无序。只有二者不偏不倚，相辅相成，一个社会才能礼乐相和，有序而不失温情。恭敬，礼也；调和，乐也。（《荀子臣道》）两者要相须为用。
王道本乎人情。圣人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制礼作乐的呢？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礼记乐记》）说到底，圣人以人之性情为根本，根据中和的原则来制礼作乐的。清代余怀认为王道本乎人情，《周礼》这本书本来是论述王道大业的，其内容涉及井田军国之大事，也有酒浆屝屦之类日常琐细，无不妥帖入微，所以说，王道以人情为本。然而，西汉末年的王莽和北宋的王安石运用它，都失败了，原因何在呢？并不是《周礼》有什么过错，而是他们运用《周礼》用错了，他们两人都不近人情，没有学到《周礼》的真精神。所以，古今来大勋业、真文章，总不出人情之外。（《闲情偶记》序）
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句话出自《诗大序》。这句话分两个层面，两个层面必须统合起来看，不能只看到一个层面。光强调发乎情，情感可能偏向无节制；光强调止乎礼义，正常的情感抒发可能被遏杀。人不同于动物，人是理性的，情感要有节制的。《礼记礼运》：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骨之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也。礼，是人之所必须的，是达天道、顺人情、合人心的。《礼记》反复强调这一点。《礼记问丧》：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也就是说，礼起于人之饮食男女、七情六欲，合乎人情人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是肯定人的个体情感的，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另一层面，个人的情感不能超越礼的底线，越过这个范围就不是合理之情，而是淫情。所以有必要修六礼以节民性（《礼记王制》）也就是说，礼有调节感情的功能，即所谓礼节情，这是礼的重要功能。《礼记礼运》一段话，把上述两方面的意思很好的结合起来讲：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肯定人的七情，同时又要求修十义，情理统一才是礼的完整内涵。《礼记仲尼燕居》：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就是情理节制的具体表述。《礼记》引子游的话说：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谓之礼。（《礼记檀弓下》）人喜则手舞足蹈，人忧则垂手顿足，把人的这种或喜或忧的自然之情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则是礼。
贵礼乐而贱邪音。（《荀子乐论》）前面我们说过，音乐是人们抒发情感的自然需要，但一味地放任个体情感的抒发，就是淫情烂情，这种音乐就是邪音郑曲。任由个人情感宣泄，人心就是一盘散沙，社会就会乱套。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荀子乐论》）前面我们说过，乐是人情之不免，音乐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荀子乐论》）但不同的音乐对百姓有不同的感化作用，荀子说：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荀子乐论》）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荀子乐论》）《礼记》说，志微、噍杀之音使人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使人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使人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使人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使人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使人淫乱。（《礼记乐记》）那么，靠什么来节制呢？要靠礼：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荀子乐论》）荀子说：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荀子乐论》）所以君子耳不听淫声。（《荀子乐论》）圣人特别注重制定雅乐颂声，同时禁淫声邪音。《周礼春官大司乐》：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荀子说，先王制雅、颂之声，使其声乐而不流辨而不諰，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荀子乐论》）
应时顺便。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应时应世而变。历史上成就大业的人多灵活地理解礼义，而不是死守礼制。如商鞅：礼者所以便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不循古而兴，殷、夏不易礼而亡。（《商君书更法》）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天下百姓，礼是随时可以变动的，不必死守礼制。刘安也说：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淮南子氾论训》）又：礼，时为大。（《礼记礼器》），礼有时代性，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礼节。这些都是从权变、权宜的角度灵活理解礼的内涵。对礼的内涵的理解要应时顺便，对于我们正确传承中国礼义文化很关键。焦循认为，《礼记》说的礼以时为大这句话，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礼记补疏序》）一代有一代之礼制，礼也要随时代变。把道德伦理推到极至，当成最高准则和最终目标，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手脚，也阻止了文化的发展。不知变通地死守旧规陈俗，不利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礼、乐相配，相须为用。礼和乐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记乐记》）礼使人等级有差，互相敬重，情感上却相互隔阂；乐则不同，它使人互相亲近，人们因情感得到交流和睦相处。礼、乐相互配合、相须为用，共同维系着古代社会的治道。一个社会只有礼，时时处处等级森严，管束太多，人心敬畏却不和谐。这时就要有乐的协调，礼乐相配，礼乐同辉，这样，人心和顺，社会和谐，治道备矣。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一下，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礼乐相配很好的时代呢？有的，刘勰说汉武帝时期就是这样的时代，他称之为礼乐争辉的时代。（《文心雕龙时序篇》）我们今天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讨一下像汉武帝时期这样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礼乐争辉时代，自然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作者：吴中胜，系赣南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