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脱离野蛮究竟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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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毫无顾忌的讥笑三百年前的巴黎人，也一样站在冬日里的阳光下逮着虱子，甚至还可以讥笑十八世纪的欧洲贵妇们的高髻里，一样地爬满虱子……
一三九三年，有一位法国的作家写过一本书，专门教他的女性读者为丈夫去虱的六种方法；到了一五九三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居然还在讨论各种去蚤、去虱、去臭虫的药方。
卢浮宫建于1204年，曾经居住过50位法国国王和王后。这些所谓的人上人，到了最后几位，也没有摆脱蒙昧。当卢浮宫佳节既临华灯四列的时候，王公贵族纷至沓来。艳丽的服饰下，掩盖不住皮肤上那层尘秽。原来他们用手指吃东西，油脂全揩在食巾上，每上一道菜就得换一块食巾。那个赫赫有名的亨利四世，据说身上经常散发出一股恶臭……
但是不要忘了，直到七十年前，我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还过着他们当年那种虱子满身的日子。
我走进城市，是一九七一年，那天自斗门镇，乘坐冷库的一辆拉猪的货运车走进工厂。
我的全部家当，不会超过三十元钱。一床很薄的被子，一张只有七十公分宽的褥子，一身黢黑的棉袄棉裤。棉袄棉裤虽然都是新的，但也不排除缝隙里有虱子。
到了分配给自己的宿舍，除了一张床板，可谓是家徒四壁。
头一天晚上，几乎一宿未眠，整晚都在与虱子、臭虫做斗争。一同进城的几个同龄人，不由自主地感慨到：“在农村有老鼠、虱子骚扰，到了城市，居然差点被臭虫抬起来”。
告别虱子、臭虫，也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有了自己的住房，才活出了人的尊严。
西方人、东方人，都是这个星球上的生灵。西方人借助文艺复兴，开始寻求个性的解放。他们只比我们早一点摆脱了生活上的诸多野蛮，我们只是跟在－人家后边却亦步亦趋，有什么理由讥笑人家？排斥人家？
看看我们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的排场，几乎都和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不开关系，却为何一提起西方，就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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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又有人说起鸦片战争，其实稍有一点历史常识，就知道鸦片战争，固然因鸦片而起，但真正的起因，却非鸦片，而是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的冲突。
读一读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看看有没有关于鸦片的条款？再看看《南京条约》第一条，也许就更疑惑。其实鸦片战争的发生，早在一七九二年，就已经埋下了危机，或许在中国，危机还要更早。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想讨论更大的问题。只说说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小事，也许一样能见微知著。
我们不妨把镜头拉回到二十世纪初，又是一场至今还被很多人切齿痛恨的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不说战争，只说说八国联军进到北京城看到了什么。
当联军进到北京，他们惊奇地发现，号称中国京畿之地的首都，人们溺便，居然就在大街上。
一九00年的北京街道，用臭气熏天当不为过，两边的暗沟里，屎尿壅塞，一座百万人的城市，没有公共厕所，各家各户一大早就把尿盆从窗户伸出来，倒在街道上。
条件好一些的独门四合院，也只在后院挖一个蹲坑。
说到蹲坑，又想起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蹲坑里“方便”的。
生活讲究一些的家庭，会在蹲坑边放几块石头或砖头，一般的家庭，只把蹲坑边沿的黄土夯实了。
尽管如此，也经常发生人在蹲坑“方便”的时候，被垮塌的土沿带进坑里的事情。
经常有人形容一个人的冥顽不化为“屎茅坑的石头”，其实比屎茅坑的石头更冥顽的，是人的观念。
当“水茅化”开始兴起的时候，至少在我的故乡，是抵触的。抵触的原因五花八门，但无一条有说服力。
直到二00六年，我在故乡建起一栋住宅、并且把卫生间放进屋里时，还遭到很多村民的耻笑。他们以为，一边有人吃饭，一边有人拉屎，这种“文明”，承受不起。
西方人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与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相比较，似乎东方才是文明的发祥地。但是不能不承认，至少在最近这几百年，西方人比我们中国人，在通向文明的大路上，早走了几步。
包括如厕、擦屁股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也是通过学习，才达到今天这种文明程度的。
记得我还在农村生活的时候，所有的孩子们擦屁股的方式，是随地找一块土坷垃，或小石头。再不行，就把屁股往树上蹭。卫生纸的使用，也只是七十年代后期的事情。此前的妇女应对月经的唯一方式，是用一块布垫在裤子里。
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火烧故宫，而是陆续建起57栋公共厕所。据说为此还得罪过不少中国人，当不准随地便溺的通告颁布后，就有人不信这个邪，结果屡屡被外国人“欺负”。有一个俄***官，还把粪便涂在中国人的脸上。当然被涂抹的粪便，也是当事人执拗、非要在街道上拉，结果自己拉的屎，又涂抹到自己的脸上了。
令人深思的幾段話：
1，
明亡之後無華夏，
滿清之後無漢人；
***之後無信仰，
改革之後無道德！
2，
1917年的北大，有一群教授：
梁漱溟，25歲；
胡適，27歲；
劉半農，27歲；
劉文典，27歲；
林損，27歲；
周作人，33歲；
陳獨秀，39歲；
朱希祖，39歲…
校长蔡元培，50岁。
最年輕的是畫法研究會導師徐悲鴻，23歲。這個年齡，擱現在許多人還是“啃老一族”，而前輩們已經成為大師了。
3，
在德國達豪集中營入口處，刻著17世紀一位詩人的警世名言：
“當一個政權开始燒書的時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
當一個政權开始禁言的時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
埃德蒙·柏克说過：“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4，
幾位記者從延安回來，向蔣夫人贊揚共产黨人廉潔奉公、富於理想和獻身精神。宋美齡感觸良深，默默地凝視長江幾分鐘後回身說出了她畢生最悲傷的一句話：如果你们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那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
5，
張伯苓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國，創造了中華教育史上一道辉煌篇章—“南開”教育。
據說在南開女子中學的畢業日典禮上，张校長總會這麽囑咐他的學生：“你們將來會結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為公為國，不要要求丈夫升官發財。男人升官發財以後，第一個看不順眼的就是你這個原配。”
6. 柏拉图：
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可以感慨，也可以悲哀！
不是以後，而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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