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女儿》为何成为禁片，只因为它说出了这个真相……

作者：彭小莲

2010年3月26日，在庆祝NHK电视台卫视开播20周年纪念日的精选节目中，他们选择了日本导演池谷薰于2002年完成的长纪录片《延安的女儿》，影片在当时就获得了卡洛维法利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宾夕法尼亚电影节最佳作品奖等奖项。

影片讲述了一个叫海霞的延安农村女孩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故事。海霞1972年生于延安地区的贫穷山村，她的父母是一对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当时是禁欲的年代，恋爱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如果还有怀孕的事情发生，男方就会因为流氓行为被判罪。所以海霞出生以后，父母都接受了处分，不知去往何方。海霞被当地农民收养。养父一家始终隐瞒着这段历史。海霞结婚生子以后，村里人告诉了她真相，但是快30年过去了，已经没有人知道她的亲生父母在哪里。

故事是由一个叫黄玉领的男子带着池谷薰去农村、北京各处寻找和拍摄的，也许是因为他有过同样不幸的遭遇，所以想帮助海霞找到自己的父母。黄玉领是北京长辛店一中的知青，1968年来到延安插队，结果因为和一个知青女孩恋爱，并使女孩怀孕而获刑5年。最后人工流产，他的孩子没有生下来。黄玉领在强制劳改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北京，在当地开了一间小饭店。

影片在海霞寻找父母的故事之外，又延伸出几条副线，除了黄玉领以外，还有一个叫王伟的当地农民，当年是生产队的会计，和一个北京女知青恋爱了，后来说他强奸了女孩，判了15年的徒刑。直到今天，王伟都在叫冤。他说，他们当初连手都没有碰过，强奸也没有具体的说法，没有时间、地点和细节，是一个叫郭忠民的北京干部强迫他认罪的。王伟叙说时，导演给了他很近的特写镜头，你看见的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

黄玉领到北京寻到郭忠民时，郭忠民同样是一头白发。郭忠民不由得说起了他的故事：当年为了去延安管理这些知青，自己幼小的孩子被送往老家，由母亲照顾，但是生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孩子变成了聋子。他坚持说，他没有强迫王伟，是和当时的公检法一起查办的。在场的人都沉默着，因为谁都知道，***中，没有法制的年代，这样的查办是很难说明白真相的，一句话：破坏上山下乡，就足以构成罪行而宣判你。

拍摄显然是艰苦的，有一个镜头，让人一下就明白了，村子里的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下生存的。村口，突然一阵狂风刮来，摄影机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开始是黄土飞扬，然后是村子里的人在狂奔，最后是大风卷起的黄土，把整个画面覆盖了，简直像特技镜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池谷薰坚持了两年，拍摄了170小时的素材，完成了这部两小时长度的纪录片。

可是，对于导演来说，更艰苦的大概是寻找事实的真相。在你面前，所有的人都让你同情，海霞的生父王露成，在北京一家工厂倒着三班，住在一个小平房里，昏暗的灯光下，你能看见一个被生活磨难着的男人。还有海霞的养父母，他们不愿让海霞去北京看望生父。海霞的生母一直没有出场，影片结束的时候，在接听电话时，她的回答是：不愿意认领自己的女儿。

今天的世界已经被我们太多绚丽的“秀场”占领了，生活被粉饰一新，被强调了的盛世和进步；电影已经被娱乐全面吞噬，人们快乐得没有了思考。我不是想说《延安的女儿》有多了不起，这部纪录片原本只是为NHK高清频道而制作的，因为没有灯光照明的辅助，高清摄像机拍摄出来的画质，总是不能给人以漂亮的感觉，从影像的质感上说，《延安的女儿》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画面，甚至显得有些粗糙；对于像我这样经历了插队和***的人来说，故事的思考和角度，由于是一个外国人拍摄，也显得有些单薄。但是当影片结束时，我还是被感动了，这样的故事，竟然是由一个日本人来关注、拍摄。影片的平实和坦然，让我看见了农村的海霞、没有回京的黄玉领的真诚和质朴，看见了土地给中国人的情感，看见了变化中的北京，以及这些居住在城里的人的实际和冷漠。

影片展示给我的任何一点细节，都值得尊敬。没有绝对的真实，只有导演截选后的真实，你终于会看见，一个给予我们年轻时代那么多浪漫色彩的“延安”，在现实生活中，被剥离了所有的梦幻和色彩后，展现出的是贫困、封闭而艰难的现实。它让我们意识到，在一段没有思考、被遗忘的历史后面，如果我们再不去反思和面对它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为我们的遗忘和冷漠埋单。

延伸阅读:

知青弃女寻亲纪实

日本纪录片《延安的女儿》

30年后夏天

导演池谷熏已经在中国拍了20年的纪录片，却仍然不会说一句中文。1993年，他到延安拍片时偶遇了片中那四个正在搓麻将的老红军，从他们口中得知，二十多年前，曾有一批北京来的学生娃在这里插队。老人们还提到，当年是禁止恋爱的，否则要被判刑。这一点激发了池谷强烈的好奇心，他认为年轻人之间是不可能没有爱情的，在这远离城市的黄土高原，肯定会有人相爱，说不定还有了孩子。于是他花了7年的时间，果然在延安找到了15个这样的孩子。

在绵延不尽的黄土高原，“中国***的圣地”延安。贫困农村的女孩海霞，一出生就被抛弃，但她一直在寻找抛弃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她的父母是在***时代，听从***的指令，从北京下放的***。

“我为什么会出生，又为什么被抛弃？”她的强烈感情，唤醒了原***们不堪回首的回忆。其中有一位在为海霞寻亲而奔走的人，叫黄玉岭。他也有着难以抹去的沉痛过去。

其实他曾有过一个和海霞同样境遇的孩子。但在那个连恋爱都遭禁止的年代，他被判处“***罪”，女方被迫堕胎。如今尘封30年的往事被再次唤醒，海霞与黄玉岭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旅途。

本片主人公：知青的弃女海霞

海霞是陕西延安地区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粗糙的皮肤，红扑扑的脸颊，地里耕作是把好手，已婚，有一个男孩，如果不是偶然，海霞的生活将是平凡的，和周围一起长大的农村姐妹们没有什么分别，但海霞的身世公开后，海霞有了自己特别的故事。

知青的弃女海霞

她是400名奔赴延安的长辛店知青的后代，生父叫王露成，在王露成和另一位北京知青非婚生下海霞后，父母即抛弃了她。当地的老乡收养了她。但没过多久，第一个养母便去世了。抚养她长大的是第二任养父养母。一直到海霞有了自己的孩子，养父养母都没告诉过她真正的身世。

北京知青、海霞的生父王露成

当年的北京知青王露成与恋人回城后，因为王露成的工厂小，效益差，俩人便分手了。王露成回城后始终过得很落魄，28年再也没有联系当年的恋人，俩人更没过问那个孩子的下落。

看到已经长大的女儿照片，王露成第一反应是怎么长这么难看，没有想见面的意思。但海霞是个很有个性的农村妇女，个性非常象张艺谋电影中的农村妇女秋菊和魏敏芝。海霞不图别的，只为能见上亲生父母一面。

北京知青、海霞的生父王露成

起初，海霞希望父母到延安，但被拒绝了。最后，海霞决定自己去北京找亲生父母。海霞最终见到了自己的生父。海霞的生父王露成，在北京一家工厂倒着三班，住在一个小平房里，昏暗的灯光下，你能看见一个被生活磨难着的男人。

海霞生母的知青照

海霞的生母一直没有出场，影片结束的时候，在接听电话时，她的回答是：不愿意认领自己的女儿。

海霞和生父在北京见面

与父亲见面后，海霞回到了养育她的延安农村，依旧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只不过多了一个牵挂的北京父亲。她给父亲的来信中说，家里打了不少粮食。

影片以海霞的故事为主线，期间穿插了其他几个知青的故事：

至今仍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黄玉岭

故事是由一个叫黄玉岭的男子带着池谷薰去农村、北京各处寻找和拍摄的，他同样有一段伤痛的过去：黄玉岭是北京长辛店一中的知青，1968年来到延安插队，结果因为和一个知青女孩恋爱，并使女孩怀孕而获刑5年。最后人工流产，他的孩子没有生下来。黄玉岭在强制劳改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北京，在当地开了一间小饭店。

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黄玉岭的小饭店

也许是因为他有过同样不幸的遭遇，所以想帮助海霞找到自己的父母。他请来与养父母相熟的乡亲，说服他们同意海霞赴京。

当地农民王伟

除了黄玉岭以外，还有一个叫王伟的当地农民，当年是生产队的会计，和一个北京女知青恋爱了，后来说他强奸了女孩，判了15年的徒刑。直到今天，王伟都在叫冤，他说，他们当初连手都没有碰过，强奸也没有具体的说法，没有时间、地点和细节，是一个叫郭忠民的北京干部强迫他认罪的。王伟叙说时，导演给了他很近的特写镜头，你看见的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

至今仍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王雄骥孤身一人住在窑洞里

最惨的是影片中另一个留在延安的知青王雄骥，一直单身一人蜗居在窑洞里，他沉溺于书籍之中，也曾经两次入狱。打开跟随他已经几十年的木箱子，里面都是如《判断力批判》、《美学史》、《马克思博士论文》之类的书籍，他将弟弟寄给他改善生活的两千元钱，用来买电视及VCD机，他似乎沉浸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不过，镜头扫过，他简陋的小床墙上，贴满了裸体女郎的画像。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除了让自己在克莱德曼音乐中得到片刻的满足之外，他的人生还剩下什么呢？

当时从北京派到延安管理知青的1300名干部之一郭忠民

黄玉岭到北京寻到郭忠民时，郭忠民同样是一头白发。郭忠民不由得说起了他的故事：当年为了去延安管理这些知青，自己幼小的孩子被送往老家，由母亲照顾，但是生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孩子变成了聋子。他坚持说，他没有强迫王伟，是和当时的公检法一起查办的。

拍摄显然是艰苦的，有一个镜头，让人一下就明白了，村子里的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下生存的。村口，突然一阵狂风刮来，摄影机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开始是黄土飞扬，然后是村子里的人在狂奔，最后是大风卷起的黄土，把整个画面覆盖了，简直像特技镜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池谷薰坚持了两年，拍摄了170小时的素材，完成了这部两小时长度的纪录片。

《延安的女儿》这部长达两小时的纪录片，就像一部剧情片一样，通过一个让人泪下的故事，反映了一群人的命运，还原了一段历史，将一代人的伤痛又血淋淋地揭开来。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人们心灵的创伤已经结痂，但隐痛依然，并且这种痛还延续到了下一代。

本片获得：

卡洛维法利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2002年)

宾夕法尼亚电影节最佳作品奖(2002年)

芝加哥国际电影节银奖 (2002年)

捷克国际人权电影节瓦茨拉夫·哈维尔特别奖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