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和“臣”都是大臣的自称,但并不代表“奴才”就低“臣”一等,但也不代表二者可以混淆乱叫。
在满清入关前大臣的自称并没有什么规定,就是还处于“你我他,大傻瓜”阶段,叫“奴才”和“臣”都可以的。
对于清代“奴才”与“臣”的称谓,民间有一个比较朴实的观念,就是满臣称“奴才”,汉臣称“臣”。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随着时代也有过几次变化。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八旗制度创建伊始,所有旗人都属于各旗旗主王爷的私属,大汗也好,旗主王爷也好,与他们部属的旗人都有着“养”与“被养”的关系,所以“主”与“奴”的关系也极为鲜明,所有旗人,无论满蒙汉军,都在习惯上称皇帝、旗主王爷或领主为“主子”,而自称“奴才”。
满清在统一全国前后,才逐步从奴隶制社会进化到封建制社会,但很多奴隶制的旧俗仍旧得以保留延续,奴才(满语:阿哈Aha)便是其中之一。满清的王公、旗人觐见主子时,自称“奴才”,以表示忠心和关系亲近。
满清在入关各旗的贵族属奴隶主,家里蓄有奴隶,称为“包衣阿哈”,即“家养奴隶”。满清入关后很多家养奴隶随主子在战争中立功成为显贵,但无论如何贵显,在自己的本主面前还得自称“奴才”。到了雍正皇帝即位后,善于改革的雍正帝为了标榜满汉统一,营造一种新的君臣关系,在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发了一道上谕,明令臣下统一称“臣”:“凡奏章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槩书写臣字”。
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一改先人制度,乾隆要求“为存满洲旧体”,满族大臣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汉族官员只能称臣,不过满汉武官都必须称奴才。至此,清代奴才与臣的称呼规矩才确定下来。规定今后满人官员需自称“奴才”,而汉人官员则没有这种“特权”,这还被严格纳入官员的考核。乾隆三十八年,凉州镇总兵乔照,作为一个满人武官,在奏折里自称“臣”,受到了乾隆皇帝的严肃处罚。同理,汉人大臣若自称“奴才”,也会受到责罚。
不过官员称谓的演变,却是发人深思的。“存满洲旧体”看似是维护八旗旧俗,但客观上却区别了满汉身份,说白了就是清廷并没有真正的满汉一家,只有“奴才”才是最可信的,汉“臣”则是比“奴才”低一级的打工仔而已,可能还没有能当“奴才”的汉将受重视。
最初满清入关时,没有明确规范称呼是因为江山不稳,汉臣作用很大,所以汉臣可以称“奴才”。到了雍正朝,正是清朝走向鼎盛的关键期,这时满汉都需共同努力,所以此时必须体现满汉平等、满人融入汉人文化,所以满汉官员都称 “臣”。等到了乾隆朝,清朝国力鼎盛、四方臣服,这时满族官员可在私事上自称“奴才”,则将满人统治阶级优越性体现的淋漓尽致。
随着中国逐步走向近代,皇帝的统治权威有所下降,一些满洲的臣工在奏折中也逐渐乱了章法,如光绪二十八年,江苏巡抚恩寿在其多次上奏时,屡次称臣,内廷认为这种行为“殊属不合”,并传旨申饬。
到了清末,反满浪潮迭起, 1907年,汉臣联名上“满汉平议”折,提出无论满汉不得再用奴才字样。结果清廷拖到1910年才同意推行。清朝统治逐渐危机,统治者也为了融合满汉,宣统二年(1910年),时任海军部大臣的宗室人员载洵等人奏请“永革奴才称谓”,最后清廷正式谕告满汉臣工“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著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奴才的称谓终于在制度层面废除了。但随后,清王朝即在辛亥***的浪潮中土崩瓦解,规范称呼只是一场文字游戏罢了。制度虽然废除,但直至清亡,仍有满臣习惯以“奴才”自称者,可真是甘心做定奴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