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讲名家纯粹是因为个人感觉名家比较好理解一点。名家的人很神奇，如果他们生活在现代社会一定都是国际大专辩论赛的顶级辩手。《史记》记载：“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他们喜欢提出反常识的论调，并且乐于和别人辩论，别人反对的他们反而要肯定，别人肯定的他们偏要反对。而且还可以“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要是放到今天，是不是可以秒杀《奇葩说》里的一众辩手了？
比如古籍《吕氏春秋》中就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估计秦王看了都想打人。
文中所说的公孙龙是名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正是他得到了与柏拉图理念论中类似的概念。柏拉图划分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而公孙龙在他那著名的“白马非马”的论述中也有类似的观念，我们简单分为3点来论述为何“白马非马”：
1.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马”是在规定一种形状，那么“白”就是在规定一种颜色，对颜色的规定和对形状的规定自然是不同的，那么“白马”就是在规定一种有颜色的形状，这三者的规定性各不相同，有颜色的形状自然不同于单纯的一种形状，所以说“白马非马”。
2. “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翻译后我们可以这么概括：“白马”和“马”两个概念所包含的范围不同，如果要说“马”这个概念，那么黄马黑马都在这个概念范围内，它包含了一切马，而不管其颜色的区别，但是“白马”这个概念则只包含了白马的范围，由于这两个概念的包含范围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3. “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己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非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
这句话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因为现实生活中的马都有颜色，或者说我们人类能够感知到颜色，所以才有白马这一说，假使有些马是没有颜色的，那该怎么说呢？所以说，“马”是一切马的共项，所有的马不管是有颜色的还是没颜色的，都可以称之为“马”，马的共相，是一切马的本质属性。这样的本质属性没有颜色，与“白马”的共相不同。也就是说马作为马与白马作为白马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其实公孙龙这里论述的第三点，我认为就很类似于柏拉图哲学中的客观观念，因为共相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东西，而只有在人脑中存在，并且区别于主观观念那种只在同一个人脑中存在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在所有人脑中都存在的观念。它是共相，也是客观观念。
通过构造出来这个共相，也就是客观观念，公孙龙和柏拉图同样发现了一个绝对的、无条件的、不变的世界，公孙龙把这种东西叫做“名”，而名家则一直在致力于研究“名”与“实”的关系问题。我们在言语中可以说：“这是桌子”，或者“那是笔”，但是我们言语中所说的“这”或者“那”，虽然都是具体实物，但它是不断流变的、有生有灭的，所以“实”是相对的。而“桌子”、“笔”这类抽象范畴，即“名”是不变的、永恒的，它永远在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世界中。
所以名家（诸子百家）最大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中国哲学中“超乎形象”的世界，也就有了“象内”与“象外”之分，凡形象之内者，皆为“实”。大小方圆，长短黑白，都是一种形象，都可以被感知或者经验的对象，形象之内的，都存在于实际世界之中。
而公孙龙则通过一系列的论述讨论出来了共相的观念。人能够看到某个白色的物体，比如白马，白衣等等，但是不能够看到白的共相，而这种共相就存在于超乎形象的世界里。一切有名可指的共相都在这样超乎形象的世界里，但并不是超乎形象世界里的一切共相都有名可指。
惠施在他的“十事”中也讲了超乎形象的世界。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也就是说“一切”本身就是至大的“一”，而由于“一切”无外，所以“一切”不是能够直接经验到的对象，因为经验的对象总是站在经验者的对立面的。如果一切能够经验到，那么就和它“至大无外”的定义不符了。
名家特别会辩论，因为他们能够在辩论中发现语言与事实的分离现象，借由瓦解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关系，从而消解语言认知和经验知识带给人们的固执观念，并开始让人们理解相对的视角。但是充分运用名家对于超乎形象的世界的发现，却留给了道家。道家是名家的反对者，又是名家的继承者。我们会在后续文章中继续介绍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