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一定年龄，拼的是这四种智慧！
明朝天启年间，政治腐败，经济江河日下，百姓苦不堪言，引得无数文人忧心如焚。
冯梦龙就是其中之一。
他感时事之梦丝，叹当局之束手，因思古才智之士，必有说而处此，惩溺计援，视症发药而为，希望能从前人的故事中找到启发世人的智慧。
于是，他开始潜心著书，收集了上至先秦、下至明代智囊故事1200余则，写成《智囊全集》，力求将历代流传下来的处事智慧收揽无遗。
书成时，冯梦龙说：“天下无余智。”
康熙认为它是“国之利器”；纪晓岚更是倒背如流；曾国藩“将此书置于案头，夜阑人静时，凝其思，品其味”。书中的每一则故事都散发着智慧的光辉，而一个人要想生活多一些顺遂，大都少不了书中这四种智慧。
《智囊》中有言：“人取小，我取大。”
做事应该从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如此才能打开自身的格局。
宋朝的范仲淹用人就是从大局出发，他重用有气节、有才干的人，哪怕这个人有一些小毛病，也并不在意，范仲淹认为，有大才的人，往往不拘小节，如果盯着小毛病不放，那就会因小失大，他甚至挑了被贬官而未复职的官员来任用。
在京师时，他的幕僚和下属，几乎都是被贬的官员。
在当时，官员主管一方政治，若无过失，朝廷断然不会轻易贬责他们，一旦他们被贬，就说明这个人肯定有或大或小的问题，往后就很难被委以重用。
而范仲淹却专门挑选这样的人来任用，身边人十分不解，有人甚至认为他这是在结党。
有人曾问他：“您为什么专门任用被贬的官员呢？有人因此还中伤您。”
范仲淹回答：“并不是所有被贬的官员我都任用。我只是从大局出发，在这些被贬的官员中挑选有才干、有气节的人，他们虽然有过失，但能堪大任。如果错过，就太可惜了。”
《史记》有言：“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要想成就大事，就要大处着眼，过分地苛求细枝末节，往往难成大业，人生如棋，最重要的就是布局，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迷失在细节里。
《智囊》中说：“谋之不远，是用大简；老成借筹，宁深毋浅。”
谋略不够深远，就会轻率肤浅。人生中吃的亏，有不少就是因为自己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
宋朝时期，孙伯纯担任海州知州。海州产盐，官府可以卖盐盈利。掌管漕运、茶盐的发运司商议要在海州的洛要、板浦、惠泽三个地方再设立盐场，孙伯纯认为很不适宜。
发运使亲自到州郡来，一定要做这件事。老百姓也认为设立盐场是好事，集体到县府请愿，要求设置盐场。
孙伯纯说：“你们这些愚民不懂得长远之计。官府卖盐虽然有近利可图，但是官盐最怕卖不出去，而不怕不够卖。盐出产量多就会卖不掉，三十年后就看得见留下的祸患了。”
为了能够顺利设立盐场，孙伯纯被调离，官方终于设置三个盐场，可是没过多久，除了海州外，连海间等沿海地区刑事案件频发，差役忙都忙不过来，而这些都是因为盐场造成的。
因为盐堆积如山，卖到外地又交通不畅，盐场处于亏损状态，当地百姓动辄失业破产，这时他们才明白孙伯纯的深谋远虑。
《韩非子》有言：“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
眼前的既得利益固然诱人，可越有远见的人，越懂得放下眼前利益的重要，那些凡事过于求快，只注重眼前利益的人，最终往往失去的更多。
当利在前，不要一叶障目，先考虑利的后果，而不是眼前的利，你会看到更宽阔的世界。
《智囊》中说：“世本无事，庸人自扰。唯通则简，冰消日皎。”
复杂的事情切中要害，进行简化，问题自然就变得容易了。
汉宣帝时，渤海附近的州郡年岁饥馑，盗贼群起，俸领二千石的高官都无能为力，宣帝要选有能力的人前往治理，丞相和御史推举龚遂，于是封他为渤海太守，当时龚遂已经七十岁，宣帝召见他，见他身材矮小，不如传闻中威武，心生轻视，便询问他用什么方法可以平息盗贼。
龚遂回答说：“海滨之地地处偏远，没有享受到朝廷的优惠政策。当地的人民吃不上饭，当地的官员还不体恤他们，让皇帝的子民变成盗贼，再让皇帝的士兵前去平叛，现在皇上派我前去是想剿灭他们还是要安抚他们？”
宣帝端正态度道：“选用贤良人才，自然是想要安抚他们。”
龚遂说：“我听说管理乱民好似整理乱绳，不能着急。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给我过多的约束，让我根据当地的情形见机行事。”
宣帝答应了他，于是龚遂乘驿马到达渤海边，郡吏听说新太守来到，带兵相迎。
龚遂将他们遣回，下令所属的郡县悉数罢黜捉捕强盗的役吏，并且明确：凡拿锄头等耕田器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拿问；只有拿兵器的人才是盗贼。
盗贼听到龚遂的教令，立即解散，抛弃兵器，改持锄头等耕田器具，从此变成良民。
宋朝名医郭雍曾说过：“处事当以简易，何则？简以制繁，易以制难，便不费力。”
万事物极必反，越是复杂的事情就越要是去用简单的方法，往往就可以轻松化解。
化繁为简是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思维方法，从看似一团乱麻的现象中抽丝剥茧、理清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就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方法。
更新于：2023-01-15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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