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忽接尹志华博士来函。阅之不禁一惊，继之以喜；既“惊”又“喜”的是其多年来的苦心孤诣之作，《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一书，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睹书思人，我与尹志华博士相识，屈指数来已有十来年，但与其相见的机会并不多。记忆之中，初次相见，是在2003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传承与开创——香港及华南道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会下彼此之间并无互动，只觉的其为人的真诚和治学严谨，超出尘表之上。再次相见，是在2010年1月，香港青松观创观60周年钻禧庆典暨“探古鉴今——全真道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尹志华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进行为期10个月的访问研究，研究的主题就是清代全真道的历史。第三次相见，是在2011年1月，于济南举行的“全真道与明清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尹志华博士提交的论文便是《清初全真道新探》。尤为记忆深刻的是，会上尹志华博士还就拙著《江南全真道教》（香港：中华书局，2006年）的资料疏漏和明显不足提出了建言；会外，尹志华博士则毫无保留地慷慨惠赐了他所搜集和掌握的相关资料。
书如其人。在2011年1月于济南举行的“全真道与明清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尹志华博士已就清代全真道的历史发端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全新的探索，其《清初全真道新探》一文，无论是资料还是观点，均令人耳目一新。那么，其近年来的苦心孤诣之作，《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一书，关于整个清代全真道的历史，简单浏览，觉得其涉猎之广泛、用功之精勤、叙述之全面、脉络之清晰，实无愧于“新探”之名，一如其为人的真诚和治学的严谨。细细拜读，更觉收益匪浅，感触良多，藉用王卡教授的《序》中之语就是：“阅之不胜欣喜。这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研究全真道历史的又一部开创性成果。”窃以为，作为“开创性成果”的《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一书，至少具有资料宏富、叙述全面、考证翔实、持论谨严、脉络清晰和文风淳朴等六大特色。
一、资料宏富
资料永远是历史研究的源头活水。从事全真道教历史的研究，如果没有新的方法为我所用，要想出新唯有在资料方面不断挖掘。而尹志华博士的《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一书，“在资料方面，除《道藏》、《藏外道书》及宫观山志外，还利用了清宫档案、《大清会典》、地方志、碑刻，文人学士所撰诗文笔记，教内所传宗谱、登真箓、口传资料等，几乎囊括无遗”（王卡《序》）。因此，其为“开创性成果”，首先和主要表现为资料方面的“几乎囊括无遗”，是为“资料宏富”。就我专事研究的“江南全真道教”而言，尹志华博士竟也有出人意料的发现。如李青莲编的《金盖山志》，佚名编的《计筹山志略》，卓炳森辑的《玉皇山庙志》，来裕恂编撰的《杭州玉皇山志》，周庆云纂的《南浔志》，梁同书著的《频罗庵遗集》，康熙和乾隆时期的《武康县志》，闻人儒纂的《洞霄宫志》等。其中有些资料，承蒙尹志华博士的慷慨相助，已在《江南全真道教（修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中尽可能地充分利用；而有些资料则始终付诸阙如，诚为一大憾事。欣慰的是，现有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尹志华博士在其新作中已然竭尽所能地弥补、修正、“新探”。其涉猎之广泛、用功之精勤，即此可见一端。
二、叙述全面
《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一书之所以被称为“开创性成果”，还在于其叙述的全面而系统。藉用王卡教授的《序》中之语：“这部《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是其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突破。首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明末至晚清三百年间全真道在全国各地传播的历史线索和特征。与近年来的同类论著相比，可以说是最完整的。”管见所及，近年来，关于全真道教的区域性或断代史的研究，亦复不少，如黎志添教授之于广东，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教授之于北京，刘迅教授之于河南，樊光春教授之于西北，汪桂平教授之于东北，赵卫东教授之于山东，梅莉教授之于湖北武当，孔令宏教授之于浙江，莫妮卡（Monica Esposito）、森由利亚、王志忠教授等之于明清时期，以及拙著《江南全真道教》等。此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关于“清代全真道研究现状”之详尽，可参见该书《绪论》之第二节“清代全真道研究现状及本书写作方法”。总揽上述种种研究，或拘于一隅（区域），或囿于一时（断代），或耽于一人一事（个案），若论叙述的全面和系统，《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一书，诚为“最完整的”、前所未有的“开创性成果”。
三、考证翔实
《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一书，其所谓“新探”，既是对前人未曾涉足崭新领域的“全新探索”，也是在前人或他人研究基础上的“重新探索”。“全新探索”也好，“重新探索”也罢，莫不表现为对“几乎囊括无遗”之资料的翔实考证和认真研读。此资料，不仅包括了王卡教授《序》中所述的第一手的文献资料，而且包括了关于清代全真道历史的第二手的研究资料。而对于第二手的研究资料，尹志华博士的一般处理方式是：以为信者，则标明出处，如实转述，绝不掠人之美；存有疑者，则根据现有的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翔实考证，重新解读。所以，他的“新探”，是在前人或他人研究基础上的“新探”，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自说自话”。这就是说，学术积累从来不是学术探索的壁垒；只有在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才有更新的、真正的学术探索亦即所谓“新探”的发生。
四、持论谨严
《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一书，在致力于全面建构清代全真道的历史脉络时，道内文献自是必须参阅，有时甚至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文献。但是，学术的道教史自当有别于道教内部的道教史；也就是说，当道内文献与道外文献发生叙述上的冲突时，有必要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的细致考辨；唯有如此，我们的结论才有可能最为接近于历史的原貌或曰。通览《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一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位在“在道教界工作”有年的道教学者，尹志华博士始终遵循了这样一种研究进路。不唯如此，即对于大家和名家之言，他亦能够不盲从轻信，不人云亦云，体现了治史者应有的尊重史实的科学态度。对此，王卡教授知之颇深：“他的治学特点是认真细致，眼光敏锐，擅长搜集整理典籍。加之在道教界工作，便于调查寻访宫观秘藏资料，因此多有旁人难得的发现。”
五、脉络清晰
《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的又一个特色是：脉络清晰。或如该书《绪论》所言：“以时间为经，以地域为纬，以道教人物和宫观为论述重点。”“以时间为经”，该书将整个清代全真道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顺治康熙时期（公元1644-1723年），二是雍正乾隆时期（公元1723-1795年），三是嘉庆道光时期（公元1796-1850年），四是咸丰至宣统时期（公元1851-1911年）。问题的关键在于：此四个历史时期之分，主要是根据该历史时期道教活动与发展的特点也就是清代全真道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划定。“以地域为纬”,该书“在每一个时期，一般分地域进行叙述”。考虑到北京是清朝的京师，北京白云观是全真龙门派祖庭，故将北京地区放在最前面进行叙述。其他地域的排列顺序大致是由北到南。但有时考虑到所述内容的重要性，以及前后文的逻辑联系，地域排列的顺序有所不同。历史现象是纷繁复杂的，但历史研究可以不是杂乱无章的。在错落有致、娓娓而来的历史叙述中，实隐含着历史的内在逻辑和前后关联，也折射出作者的缜密考量和敏锐观察。
六、文风淳朴
《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的第六个特色是：文风淳朴。如作者在述及雍正乾隆时期全真道大规模传戒活动的一度中断时，一再使用了“不知是什么原因”等字眼和表述，体现了该书作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学风。关于该书之文风淳朴，我想，每一个细阅此书的读者，都是可以体而察之的，恕不一一赘列。
综上，尹志华博士的《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一书，以其宏富的资料、全面的叙述、翔实的考证、谨严的持论、清晰的脉络和淳朴的文风等六大特色，决定着它是一部关于清代全真道历史研究前所未有的、堪以传世的“开创性成果”。傅飞岚（Verellen Carl Franciscus）教授《西方学者道教研究现状综述》一文有言：“像这种对特定时期、教派、人物个案的研究越是丰满，当然就越有希望导致全面的道教史的最终产生。”我们认为，尹志华博士的《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一书，正是这样一部颇有贡献于“全面的道教史的最终产生”的“丰满”之作和开拓之作。久闻尹志华博士还在参与香港青松观全真道研究中心资助立项的四卷本《全真道教史》的编著，我們相信，在《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的基础上，尹志华博士的未来之作，《全真道教史•清代卷》，定会更加“丰满”和完善。
(作者系旅美学者，本文在《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4期上发表时，略有删节。另：《汉学研究》第33卷第3期亦发表了刘文星先生撰写的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