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我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历朝历代无不强调以农立国，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组织、推动。跟前代相比，宋代农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然而在一般印象中宋代农学却并不突出。通过全面的考察和比较研究，可知宋代农学集前代北方旱作农业技术大成，并首次对南方水田农业技术进行了系统论述，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发展阶段。准确认识宋代农学在传统农学知识谱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对于深入探讨传统农学的现代转型、推动农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农学的集大成与技术创新
唐代农书不到30部，包括唐代在内的前此历代农书总计也只有70余种。有宋一代农书，《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分别著录为115种、136种，实则远逾其数总计九大类255种。这一数量不仅雄视前代，与后代相比亦不逊色：是元代农书的5.9倍，与明、清农书（除去抄自前代者）大体相若。从整体上看，宋代农书不仅内容分布广，涌现出很多新类型农书，而且撰著体例亦有新发展；不仅多有创新性成果，而且产生了包括大量农学知识的日用类书，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也取得了卓著成绩。
除了农书数量激增，宋代农学的集大成更表现在技术创新方面，涌现出多个世界第一。如第一部水稻专著《禾谱》、第一部柑橘分类学专著《橘录》、第一部牡丹专著《越中牡丹花品》、第一部食用菌专著《菌谱》、第一部泡桐专著《桐谱》、第一部制糖专著《糖霜谱》等。更为重要的是，宋以前所论主要是北方旱地农业技术，宋代则首次对当时高度成熟的南方水田农业技术体系进行了论述。因此，到了宋代，传统农学始可称全面总结、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作为宋代代表性著作，陈旉《农书》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如其所叙述的水稻栽培技术，包括育秧技术、大田管理技术两大类别及种、管、收三大环节，复杂的技术程序及精耕细作程度实已臻古代社会之极，故直到明清而不能易。所叙土壤改良方法系统、全面，除水利改良（修筑陂塘等）、工程改良（修造葑田等）、生物改良（秸秆还田、种植豆类前作等）、耕作改良（薅耘、轮作等）外，还强调用粪犹用药，以使地力常新壮，把施肥以改良土壤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书中对火粪、沤粪、堆粪、草粪四类肥料的制法、用途详加论载，把传统肥料科学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职是之故，宋代绝大部分地区农田再也无须像汉唐时期那样休耕了。

宋代农学哲学的发展
先秦时代人们即已认识到天地人各有其规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吕氏春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农业三才学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为传统农学奠定了哲学基础。汉代铁制农具和牛耕基本普及，形成了以区种法为代表的精耕细作农业传统，三才理论进一步深化，强调凡耕之本，在于趣（通趋）时，和土，务粪泽（《氾胜之书》）。这一思想后为《齐民要术》继承吸收，并提炼为顺天时，量地利的新表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
宋代传统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在新的生产实践推动下，三才理论获得了产生以来最重大的发展。这一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天时、地利因素中更加重视地利，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农业生产中主动改变自然条件的重要性。陈旉《农书》一反传统，将地势之宜列在天时之宜之前加以论述越是远古，农业越是绝对地靠天吃饭，当然重天时甚于地利。宋人则多有与山争地（修筑梯田等）、与水争田（围湖、围海造田等）之举，天时不如地利自为理之必然。二是认识到天时、地利因素是通过构成一个统一体即自然环境条件而影响农业发展的，故陈旉《农书》虽承前代分论地势之宜天时之宜，但全书更常将天时、地利统一起来合称为天地时宜天地时利之宜。三是更重视人的因素，由先秦秦汉趣时适地、南北朝顺天时，量地利进入盗天地之时利的新阶段，赋予人类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更高的主体性地位。这就是人定胜天一词在南宋中期开始出现的原因。总之，宋代农学强调由消极适应、顺应自然环境条件变为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这是中国农学发展史上取得的重要思想成就之一。

宋代农学成就取得的原因
宋代农学取得巨大成就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根本上说，宋朝建立统一过程没有连年累月的超大规模战争对人口的损耗，因此人口数量激增，在历史上首次超过1亿；南宋时北方流民大量南徙，人多地少的矛盾依旧存在。同时，两宋虽长期处于和平发展之中，但始终面临强敌环伺之局，一直保持着战备状态，需要强大经济力量支撑。这就迫使两宋政府以及广大百姓积极发展生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要实现此目标，除开荒辟土增加耕地总面积外，必然讲求生产技术提高单产，这自然刺激宋代农学全方位、多角度发展。
具体原因除了已有研究提到的印刷术普及、理学格物致知观念影响外，一是宋朝政府重视农业生产技术，奠定了政策基础。如北宋真宗雕印《四时纂要》《齐民要术》付诸道劝农司，以勖民务；南宋高宗颁诸农书于郡邑。对地方官员来说，农桑垦殖、野无旷土、水利兴修是其考课的主要内容，他们自然积极劝农，这正是宋朝劝农文勃兴的原因。宋代劝农文并非只是劝勉鼓励民众努力耕种，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更是主要内容。除了重视推广已有技术，宋朝政府还鼓励学者对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展开研究，持续两百年的吴中水利研究课题的形成与发展就是显例。
二是宋代教育发展较快，奠定了人才基础。宋朝统治者大开文治之风，学校教育日益推广及学生总人数的增加是此前历代都无法比拟的，整个社会文化水平大幅提升。大多数读书人不能进入官僚队伍，就成为且耕且读的乡居知识分子。普通农家子弟也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如建州虽土狭人贫，但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识字农一词在宋代产生亦为明证之一。拥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劳动群众在劳作中能够更好总结、研究农业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其中有些人还将实践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得撰写成书，推动了宋代农学发展。
三是宋人颇具创新意识，提供了进步动力。宋政府多行宽大之政，为人才成长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故宋代士人敢于言事、任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屡有变法之举。要变法以富国强兵，自不能因循守旧，秉此心而为学术，有利于提高创新意识：从哲学看，宋代创立新儒学，学派林立而各具创见；从文学看，宋词堪称一座巍巍丰碑，宋诗以文为诗、以俗为雅，是唐诗之外的璀璨明珠；从科学看，宋代在诸多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因此，宋人在研究农学时能够创新实为应有之义，如曾安止撰《禾谱》是因为未有能集之者，韩彦直撰《橘录》是因为独未有谱橘者，很多农学成果都是作者有意识创新的产物。

宋代农学对后世的影响
降至元代，农书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多沿袭少新创。《农桑辑要》中，所引13种书除《齐民要术》外皆为宋金著作，实为宋金农学知识之结集。《王祯农书》对宋代农书同样多有引录，虽兼论南北农业技术，但只是宋及前代农书的综合，与宋代农学确立新技术体系、开辟新畛域不同。故王毓瑚谓其基本上是就以前的几部农书改写的；石声汉也说：从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纪录成绩，来衡量王祯农书，评价也许不应当太高。
据葛小寒统计，明代农书有原创内容的仅282种，换言之，近一半明代农书完全抄录自前代。如前所述，唐以前农书、元代农书数量都不多，而元代农书又多承袭自宋、金，因此这个前代主要即宋代仅从此点已可概见宋代农学对明代农学的影响。从明后期开始，随着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固有的、以经验为基础的传统农学逐渐向以实验为基础的现代农学转型。明代代表性农书《农政全书》不仅专置两卷述泰西水法，更是徐光启进行农学实验的产物，昭示了传统农学现代转型的开始。
清前中期对农学的认识有所退步。作为主流观点，清修《明史》农家类只收树艺、救荒之书；《四库全书》踵此更是逐类汰除，惟存本业。清朝代表性农书《授时通考》多引前代农书及各类文献，录自《齐民要术》陈旉《农书》《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书的内容就占全书的六分之一。故王毓瑚评价其纯粹是前人有关著述的汇辑，石声汉评价其在指导生产方面没有多大作用。直到清末，传统农学赓续历史脉络重启转型发展之路，方才迈向新的高度。
综上所述，宋代农学是中国传统农学集大成开新统的重要发展阶段，并对此后产生深刻影响。宋以后传统农业生产技术更加重视因地制宜、精耕细作、以有机肥改良土壤和以粮食生产为主多种经营等经验，对于今天发展生态农业仍有借鉴意义。


（作者：邱志诚，系温州大学瓯江特聘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以后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及现代转型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