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古是中国诗学和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因其对尚古审美的涵盖性，遂成为一个普适性概念，在诗书画各类艺术品评中使用频次极高。表面看来，高古似乎意思很显明，高与低相对，古与今近相对，也即指一种高迈古质而超越浅近低俗的品味格调，如人们常引用清人孙联奎的解释：高对卑而言，古对俗而言。（《诗品臆说》）还有杨廷芝的解释：高则俯视一切，古则抗怀千载。（《诗品浅解》）这些都是经典解释，但也只是普遍原理的通义之解，其实远非如此简单。从《四库全书》的检索中，我们可发现，虽然都是以高古评判作品，但所指和表达的含义并不尽同。如宋代黄庭坚评陈师道作语极高古，宋《李希声诗话》云唐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评唐人的诗气格高古，显然具体意指不一。由此足见高古范畴的包容性、多义性、能指与所指的差异性。索绪尔语言学深刻地揭示了语言表意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其能指代表了语词能够指示的基本范围和基本意义，而实际传达出来的究竟是什么，则在不断借助其他所指的过程中会被延宕丰满甚至变异。高古范畴突出具有这样的特性。如前述高古一般指高迈不流于近俗，但问题在于，其特定内涵是指什么？这就出现了不同的理解与体验、不同的指向与意蕴，从而也就形成高古义界的历史流变和歧义。综观中国诗歌美学的发展演变，高古范畴主要有三个节点最值得注意，一是东汉时期王充的最先拈出和审美运用，二是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高古风格论的建构与流行，三是宋元之际以郝经为代表的儒学化取向与重构。
追溯高古一词的最早出现是为王充的《论衡》。在此之前，只能见到高或古的单音词用法。例如高，其本意指高低之差，如《庄子人间世》谓栎社树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左传》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指高傲，老子《道德经春秋》又有高贵之意，所谓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就古来看，《左传》中有卫孔达帅师伐晋，君子以为古或古之制也，还均为时间上远古的意思；但到《论语》中孔子的信而好古，窃比我与老彭，《老子》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以及《庄子》中的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对古已充满崇敬依恋之意，上升为蕴含典范性的审美意识。显然，上述单音字本身已具有褒义色彩，这种褒义性，到王充这里被组合为双音词高古时，就更被赋予了一种审美意义。其《论衡超奇篇》首开先河，用高古一语来对文辞、文人、文章进行审美评价：
长生说文辞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独纪录之，《春秋》记元于鲁之义也。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长生家在会稽，生在今世，文章虽奇，论者犹谓稚于前人。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岂为古今者差杀哉？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实事之人，见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于后，见是，推今进置于古，心明知昭，不惑于俗也。
在王充这里，高古已成为一个审美范畴，它既指文章作品的一种品质，也指审美主体的一种趣味喜好，但他是站在反向立场上对那些好高古而下今的人给予批评的，认为古今其实是一样的，各有其价值意义，不应该只是好高古而抑今近，所谓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从一般历史观出发指出了当时文人贵远贱近的问题。
高古范畴的流行和在审美中的地位，是随着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而形成的（今学界对作者有争议，此处仍按原说）。在其之前，已有李白《古风》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白居易《与元九书》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等说，而司空图可以说将高古审美推进到一种普遍意义。他不仅给予好高古合法性，且将高古列作独特而具有确定性的二十四种风格之一。在《二十四诗品》第三品高古中这样描述道：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踪。
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
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玄宗。
按这一段形象化的描述，所谓高古，就像那超凡有道的神人乘风而行，手托一束芙蓉，泛彼尘世后缥缈空踪；又像和风明月下的华山夜碧和清钟传声的仙境，终以寄心于太古、风神超乎俗规而抵达高迈玄雅的韵致。显然，司空图这里关于高古的论述旨意玄妙、意蕴幽远，诗的高古境界就像是神人一样清虚旷古、与玄冥大道融为一体，正如郁沅先生所说这是一种明显的道家精神：以道家的老、庄哲学为基础，强调养气修身的道家处世态度从理论叙述到人物形象都是彻底的道家。从此，高古作为一种风格范畴或审美崇尚，产生了广泛影响，贯穿于宋元明清的诗歌品鉴中。如所周知，在中国诗学史上，显然司空图的这样一种高古说影响最大，像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以孟云卿为高古奥逸主，北宋苏轼评魏晋以来诗人高风绝尘等，皆为司空图佛道一脉。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在南宋金元之际的儒学兴盛背景下高古论的一种转向，如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阮籍《咏怀诗》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评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都透射出南宋理学的语境影响。尤其同时代北方名儒、诗文大家郝经，论诗亦尚高古，却全然有别佛道之义，表现出一种儒学化的经义界说与重构。
郝经是元初北方社会正统文化的代表人物，理学和经史之学犹有家学传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介说：其生平大节炳耀古今，而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故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在此学术背景下，郝经论高古与司空图大不同，也可以说是一种颠覆，就《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有关序跋、书信、杂著等计，总共有10多篇谈到高古，并有系统阐述和完整的思想。具体说，首先是建立在理学或曰新儒学哲学本体论之上。郝经是明确反对佛道的，批判佛老之害也内，正像有学者将其诗文论特色概括为宗经、征圣、崇古、尚实，在他看来，昊天有至文，圣人有大经自源徂流，以求斯文之本，必自大经始，所以其崇古宗经，以《诗经》为德合天地之法则，所谓《诗》之所以为《诗》，所以歌咏性情者，只见三百篇尔。其次，是对高古概念所赋予的经义解释与蕴含。
他曾言高古远探秦汉前，奥雅要继《诗》《书》后（《读麻征君遗文》），至于郊庙乐章民谣歌曲，莫不浑厚高古，有三代遗音（《一王雅序》），其中最具代表性和详论的是《与撖彦举论诗书》中对简静高古的提出和释义：至苏、李赠荅，下逮建安，简静高古，不事夫辞，犹有三代之遗风。这便都指向了秦汉前三代儒家经典与经义。对汉代苏李诗，钟嵘《诗品》列为上品，郝经认为其所以达到高古之境，就在于不追逐辞工，而有着三代淳朴浑厚之风。此处简静犹有深意，金儒王若虚《赠昭毅大将军》有公敦朴简静，而辞色温温，接物极恺悌，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太极图》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显然郝经的简静高古已非司空图的清虚超逸，而体现了一种儒家人格精神和审美意蕴。
正是在此意义上，郝经在《与撖彦举论诗书》中进一步阐述说：诗，文之至精者也，所以歌咏性情，以为风雅。故摅写襟素，托物寓怀，有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韵。他认为，凡辞胜侈靡之文，都与风雅、高古相悖：至李杜氏，兼魏晋以追风雅，尚辞以咏性情，然而高古不逮夫苏李之初矣。至苏黄氏，而诗益工，其风雅又不逮夫李杜矣盖后世先为辞藻，茅塞思窦，扰其兴致，自趋尘近，不能高古，习以成俗，昧夫风雅之原矣。在这里，高古与风雅几近成为可以互换的同义词，着实体现了高古论的一种经义转向和风雅蕴含，可谓是一个本原意义上的新发展。虽然宋元之后，仍有很多人对高古的意涵作解使用，但大体主要三种指向，即格调辞义文法的层面，司空图的风格说层面，郝经所强调的风雅性情层面，如明清时期的李梦阳、张谦宜、谢榛、刘熙载、方东树等都有相应延续。
（作者：侯文宜，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