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村上的大妈甚至老太太经常说我“文质彬彬”，无非是说我安分老实。她们不大可能读过夫子的文章，也不晓得什么“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我当时应该只有“质”，而没有什么“文”，即使受到家风家教影响，并且读了两天小学，“质胜文”也是没什么疑问的。当然这个也足见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哪怕是乡村，影响的透彻和深远。
教员在他咏雪的“沁园春”词里面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显然在他的评价中古代君主是质胜于文的。
这些印象让我今天再读孔子语录的时候，不免对什么是“质”和“文”、“野”和“史”作一番思考。
简单训诂的话，“质”对“文”就是质朴敦厚相对于文化修养，“野”对“史”就是野蛮粗俗相对于文明进化。这里面耐人寻味的，除了与生俱来的“质”几乎亘古不变以外，“文”就像川流不息的大河，没有一时一刻是相同的，“文”的演义导致“史”的发展，“野”也就在与“史”的对立中，不断水涨船高。
字面含义变化最大，需要我们深入追寻其内涵的当属“史”。“史”的含义有其不变与嬗变。不变的是仅此一字就沉淀了所有的人文积累，变化的是如果我们仅把它理解为通常语义中的历史，就会对“文胜质则史”不知所云。孔子已经洞悉，“文”对人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正面的，它既可以把“质”从野蛮引导到文明，也可以把“质”带偏到“史”——以文化人，是前进的，也是复杂的。
不难看出这里的“史”并非中性，反而有相当的贬义。它的瑕疵之多，以至于偏离了均衡，不能做到文质彬彬。所以这里的“史”，你的修养有多高，它的含义就有多深。如果说文质彬彬是一种圆融，那么“史”代表了对这种圆融的破坏，具有与“野”一样令人厌恶的、偏颇的性质，比如矫情、浮华、世故、狡黠、尔虞我诈等等。
夫子以“而后君子”结束他的讲话，可见他讨论的只是人，区分的是君子、野蛮人和“文而史”者，他还没有拓展到讨论社会的“史”。教员讨论的很明显已经是社会而不是个别的人了。无独有偶，鲁迅也发现所有的历史，字里行间写满了吃人二字。夫子不知道有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学说沉淀到历史里头也会有善恶两种结果，儒学被后世用作工具，抑制了百家的生长，束缚了多少人性。如此一来，“史”就显得沧桑、悲怆。
这里宕开一笔，换个角度讨论。如果比较东西方的文化，总体上西方是质胜于文、东方是文胜于质的。然而也不可一概而论，平等、自由、民主思想的兴起，乃至科学、技术、经济的爆发式发展，环境、生态、人本主义等学说的建立，西方引领的是“文”、战胜的是“质”，东方失落的是“文”、幸存的是“质”。
“史”的吊诡在于，西方一旦发现丧失其引领地位的风险，就不免回到他们民族劣根性的本来面目，就要“质胜文而野”了。由此看来，典籍的意义在于它的内涵可以常读常新，如果东西互鉴，我们就能迎来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世界，《论语》就有了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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