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命运的达观中自由地生活

儒家是追求公正的。不过，儒家并不似西方文化那样，有关于公正的严格的概念界定和系统的理论表达。正如黑格尔所说，代表儒家思想的夫子的《论语》不过是道德的格言的汇集，是并不严谨的生活智慧。他说的非常正确，当然是这样，因为，农业社会的知识形态是经验性的，生活智慧则是实践的。《论语》的形式是契合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因此，夫子表达公正时，都是与生活中的具体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夫子说过：子率以正，孰能不正？这是讲政治实践中的领导者的，领导者作为榜样，他能公正，群众焉有不正？而在平等的人之间，夫子也说，以德报德，以直报直。不过，在亲人之间和外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夫子的做法就好像有点深奥了。“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很多人都说，这个观点表明，儒家是不讲公正的。费孝通先生也发现，儒家这个观点表明，儒家所讲的社会秩序是个差序格局。它以个体为中心，以血缘纽带为展开方向，离中心越远，关系越疏远，离中心越近，关系越密切。自然的血缘纽带成了人际关系密切程度的划分依据。为什么呢？今人的解释是，自然关系高于人文关系。其实，这种解释并不完全。因为，它可能反映的是，父子之间不仅有自然的亲情，也是农业社会中的生产共同体，这种生产共同体，使得利益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合二为一了。无论是对于父，还是对于子，这个共同体的破坏，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维护共同体的需要，使得父子采取了保护对方的立场来行动，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是基础支撑性的。后人的发挥并非错误，而是不全面的。这就扭曲了其本来面目，从而远离了一种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

显然，指出后人理解的不全面并不是目的，而是要看到，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质性。这是非常关键的。不能理解一种语言形式与其生活之间的关系，就无法认识这种语言形式所承载的文化的内在逻辑。这只会带来荒唐的结论。

据说北京大学某研究中国哲学的教授说他自己在做两件事情，一是，他说中国有哲学。他要证明这件事情。二是，他说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理性形式。他的严肃总是让我不自觉地笑了。因为，他并没有摸到哲学的门。也不懂得“认识我们自身”（Konwing myself.）。

哲学是对智慧的爱。其形式则是对本原的追问。而对本原的追问，是要建立对世界究竟是什么的终极认识。或者说，哲学达到了一种世界观的形式。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借助理性的形式而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北大教授还是知道哲学与理性之间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问题的。但他是否从哲学和理性的关系当中看到了人的此世生活的命运呢？可以说，完全没有。

亚里士多德曾经在伦理学中指出：人有三种生活，静观的生活、实践的生活和制作的生活。只有静观的生活才是符合本性要求的生活。因为静观是一种明彻之后自觉选择的生活。制作的生活只具有滋养肉体生活的意义，实践的生活只具有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意义。

静观的生活其实就是哲学的生活。因为，人通过静观而获得了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从而真切地知道了人在这个世界的位置。人是被这个世界安放在人的位置上的。认识我们自己和认识这个世界是完全一致的对应的，它使得我们可以自觉地接受安居在命运指定的位置上。这才是哲学。

我们中国思想中，有这种思想的只有庄子。庄子有一个很有名的观点，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世界上的万物，各有各性，因此，是相互区别的。各有各性，正是事情的本性使然。但万物的存在自然而然。而人则不同，万物不知自己，而人却能知自己，即认识自己。人认识自己，知世界，从而可以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人能安之若命，实际上是指，人在世界上尽其天年，这就是尽其本性了。

夫子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呢？当然没有。因为，夫子对命运的理解，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哲学的一种理解。他把命运看作是偶然的，不可知的，盲目的力量所决定的，因此，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使得夫子讨论自由的时候，只能是人文的自由，即所谓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说，自由是人和秩序的统一关系。它和哲学所说的命运的自由，差距何止千里？

作为读了几本小书的人，我确实喜欢庄子，也喜欢希腊哲学。当然，我也很喜欢佛学（佛是觉悟者，这与通透的意思是等值的）。这些思想都是非常通透的。读这些通透的思想，获得了一种特别的达观。一种命运的达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