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兵器吧函人

“不杀士大夫”，是宋王朝给后人留下的最美好记忆。虽然早在先秦时代，古人就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的理念。但随着历代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皇帝蹂躏大臣早已没了妨碍。即使是宋朝之后的元明清三代，也没有哪个能做到对士大夫留情。那么，宋代究竟为何能贯彻该制度？应当归功于宋朝皇帝的德行，还是另有原因？

“不杀士大夫”源出何典

宋朝不杀士大夫，或者说不轻杀士大夫（因为实际在小范围内杀过），除了民国时期的疑古学派外，在史学界已成为公论。这一说法其实源于南宋，大概意思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太庙刻碑立誓，命后世皇帝不得以言杀士大夫。被后人称之为“太祖誓碑”。

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有违者不祥。相袭未尝辄易。（《三朝北盟会编》）

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宋史》曹勋传）

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挥麈后录》）

云太祖于太庙立有誓碑,其中一条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避暑漫抄》）

(宋太祖赵匡胤被后来的士大夫推上了仁君的神坛，但实际上他屠戮大臣并不手软)

但此说法其实存疑，因为宋太祖反倒是宋朝杀戮士大夫较为频繁的皇帝（《宋史》本纪太祖二多有记载）。如果太祖真立过此碑，则相当于一种自我否定。而且太祖碑刻的实物已不可考，更不见于北宋史料，反而集中出现于南宋史料。宋朝真正不杀士大夫的时间段，在北宋中后期和南宋时期。那时只要不是犯下谋反一类的大罪，基本见不到诛杀士大夫的记载。甚至连免官这类惩戒都极为罕见，导致宋朝官场出现了“只有增官,极少除官（《浅谈北宋的冗官》）”的现象。可见，太祖碑刻虽然真伪有待考证，但宋朝“不轻杀士大夫”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官员间的裙带关系

宋朝时期的冗官现象在上文中已有提及，而冗官衍生出的一系列裙带关系，又进一步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冗官现象。在此不得不提及宋朝的另一个弊政——恩荫制度。

所谓恩荫，简单讲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在朝为官，则其亲属“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续资治通鉴长编》）”都可被举荐入仕。如政和六年，一年的恩荫人数就达到“一千四百六十有畸（《宋史》选举四）”。

恩荫制度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官员中有一人犯罪，则动用全家上下打点关系。有些即使罪大恶极，都能靠裙带关系免于严惩，甚至不予追究。如掌管香药榷易院的王淮，犯下“坐赃论当弃市”的贪污罪行，因为其兄长王沔（为参知政事）的打点，居然仅仅罚了个“诏杖一百,降定远主簿（《宋史》王沔传）”。又如率领光化军的尚书永部员外郎韩纲，因为虐待士卒引发兵变，弃城而逃。这种弥天大罪下，居然也因“权要之臣皆是相识,多方营救,故先于江淮官吏宽之（《欧阳文忠公文集》）”。

当然，朝堂上还有些没有沾亲带故，权势也相对微弱的官员，为何也能避过惩罚呢？对于这类小官，乃至一些政敌，士大夫们其实都自发保护。这不仅仅是基于怜悯，也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如宰相蔡确被贬后心有不甘，写了些谤讥之词，被知汉阳军吴处厚查获后上缴朝廷，导致举朝大哗。当时蔡确的死对头文彦博却并未痛打落水狗，仅仅要求将其贬官到岭南。即使如此，其他士大夫仍觉太过，“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廿二史札记校证》）”。

（文彦博，蔡确，分别为宋代元祐党争的两大党首，两人可谓势如水火）

北宋名臣范仲淹曾对这类现象吐露过自己的心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北宋名臣范仲淹）

流血的政治只不过是幼稚的斗争方式，政治的最终目的是平衡各方势力，所以必须有一套规则限制其烈度。“不杀士大夫”正是历代士大夫们用以限制斗争烈度的政治规则。***也好，旧党也罢，无论赢家是谁，都必须在这个规则内博弈。否则一旦皇权开了杀人的先例，谁也不知道下一个遭难的会是哪个。所以，宋朝的党争中通常不会对敌人下死手，因为这样做会破坏官场的内部规则。

而由于士大夫阶层的持续做大，朝中没有与之抗衡的势力存在，使得皇权在士人面前也不得不妥协退让。皇帝每次想诛杀大臣时,往往都在大臣的齐声反对中不了了之。神宗时因为陕西兵败，下令斩一漕官。当时的宰相蔡确不肯执行,并以“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人轶事汇编》）”为由向神宗施压。神宗不得不把惩罚改为“刺面配远恶处”。即便如此法外开恩，还是遭到士大夫阶层的一致抗议。到北宋后期，士大夫阶层甚至都懒得再找借口。只要大臣犯错，就会顶一句“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人轶事汇编》）”（注：北宋时期并未提及所谓的“祖宗家法”、“太祖碑刻”，都是在宣扬“祖宗未尝杀士人”）为由竭力相保。这也演变成了宋代朝堂上的“潜规则”。宋朝“不杀士大夫”的现象,并非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的优待,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的不断斗争,从而为自己争得的一项特权。

（宋朝中后期，“不杀士大夫”成了政治体内的潜规则，连皇帝都开始自发维护起来）

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堂恩的诗写道：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一部分。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总而言之，所谓的太祖碑刻，更像是一代代的士大夫为了自身性命反复巩固捶打的一块基石。毕竟，一旦政治规则的底线被打破，谁都猜不到下一个被夺走身家性命的会是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