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即同治六年，在太平天国的动荡后，以清廷中央代表人物恭亲王奕訢和文祥、地方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朝出现了史学界所谓的“同治中兴”。然而就在曾国藩等人还对清廷抱一些有期待之际，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却在1867年准确地预言：清朝不出50年，一定覆灭。
事实上，这个判断是惊人的准确。从1867年至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清朝灭亡真的还过50年，正好44年。
赵烈文何许人也？他是如何做到这么精确的预判的呢？
赵烈文，生于1832年即道光十二年，清朝时曾国藩的著名幕僚，号能静居士，今天常熟市人。他自幼饱读诗书，在佛学、易经、军事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赵烈文成名很早，但由于当时清政府腐败不堪，不愿出来为朝廷做事。后受曾国藩保举，曾任易州知州，多年为曾国藩机要幕僚，军事上多所谋划。中年辞职归。其年少时即有才名，实际上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之学都有涉猎。
1855年即咸丰五年，曾国藩坐困于南昌，随行的幕僚大都远走了。其时赵烈文被人推荐入幕，赵烈文正好闲赋在家，于是十二月到了大营。曾国藩可能也感觉到这个书生有个性，也可能是为了折一下他的傲气，命其参观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让这个书生开开眼。没想到，这位赵先生回到大营，不但没被镇住，还提了一堆意见，他居然很不客气地说：“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
曾国藩对这位小赵先生心里不大高兴，因为曾国藩最见不得说大话的书生，其时赵烈文也不过23岁。也正在这个时候，赵的母亲有病，赵可能也看出曾的心思，所以就以母病为由，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也没有怎么挽留。这意思已经很明白，你回家走人就是了。偏偏凑巧的是，就在赵要走而未走的时候，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幛树大败的消息。曾国藩请赵烈文讲出为什么看出周凤山湘军不可依重的道理。曾听了赵烈文的分析，对小赵先生刮目相看，从此甚是器重起来。
时间一长，赵在曾的大营里越来越受曾的重视，经常与其商谈军事，最后到与曾无话不谈，有时一日几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赵烈文预言满清50年内灭亡其后中华大地上将是军阀割据。1867年，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晚间畅谈。
曾说：“京城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为之奈何?”
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剖离析。然而主德隶重，风气未开，若无抽心一烂， 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蹙额良久道：“会否南迁呢?”
赵说：“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曾说：“本朝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已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赵烈文的回答，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明朝灭亡后，清军因吴三桂冲冠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有天下者太巧”;入关后为震慑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决定了它的统治缺乏道德“合法性”。虽然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君德”比较“纯正”，但善与恶并不能相互掩盖和弥补。何况“天道”已经给了清王朝十分丰厚的回报，给他们带来过文治武功远超前人的“康乾盛世”，因此这些后来君王们的“德泽”，既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惨无人道，也不能成为后继者享用不尽的政治老本和天然倚靠，更不足以补偿其统治合法性的严重匮缺。
赵烈文这么一说，曾国藩才真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预感到了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他没有继续反驳，而是在沉默良久之后表示了默认，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
赵烈文安慰曾国藩说：“如师身份，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乐死之与幸生，相去无几。且师亦当为遗民计，有师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关甫大，而忍恝(音夹)然乎?”
清王朝不仅“大势”已去，而且“气数”将尽。
此次谈话对曾国藩的触动虽然非同小可，但此后几天里，各种想法不断闪现在他脑海里。他有时同意赵烈文的看法，有时又产生怀疑，觉得大清王朝不会死得这么快。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从曾国藩自身的利害来考虑，还是从他所肩负的责任来观察，他都不希望或说不愿意看到由他亲手拯救出来的大清王朝走向灭亡。
不过他又是个敢于正视现实的人，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和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作为举足轻重的国家重臣，他不能不对清王朝的结局提前做一番考虑。
半个月之后的七月九日晚上，曾国藩又把赵烈文约到两江总督衙门的后花园里，边乘凉边继续探讨这一重大问题。
赵烈文说：“在上海见恭邸小像(恭亲王的照片)，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百僚。”
曾国藩说：“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赵烈文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见时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指封疆大吏)，即曲为弥缝。昨与倭相(倭仁相国)争持，无转身之地，忽尔解释，皆其聪明之征也。然随事称量轻重、揣度形势之才则有之，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周公)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音素，力不胜任而败事)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对此，曾国藩表示了不同看法。他的意思是：本朝君德甚厚，即便是勤政一端，事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乱之后而讨论减征税赋，饷竭之日而免报销，这些都不是亡国的举动呀，你以为何如?
赵烈文说：“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议减征，创自外臣，非中旨也;免报销，则以此番饷项，皆各省自筹，无可认真，乐得为此宽大，亦巧见耳。勤政诚前世所罕，但小事以迅速而见长，大事亦往往以草率而致误。……而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指朝廷)有人(关键要有好的领导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一句话，赵烈文的核心意思是清廷没救了，气数尽了，灭亡是必然的，并且时间不会太久了。
听了赵烈文这番议论，曾国藩的心情愈加沉重。不过他对清王朝仍然抱有某种希望：“本朝乾纲独揽，亦前世所无。凡奏折事无大小，径达御前，毫无壅蔽。……一女主(指慈禧太后)临御，而威断如此，亦罕见矣。”
赵烈文毫不顾及曾国藩的看法，一心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然。顾威断在俄顷，而蒙蔽在日后。……一部《红楼梦》即其样子，又足多乎?所谓威断者，不在行迹而在实事(不在于表面说了或做了什么，而在于实际效果如何)，一语之欺，清浑立辨，则群下无不惴惴，至其面目，转不妨和易近人。”
此次谈话非常有趣：曾国藩特意约赵烈文到后花园交谈，原本想用“勤政”“君德厚”“权柄不下移”和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忻为人聪颖、慈禧太后遇事“威断”等等来说服赵烈文。如果能让他改变看法当然最好，即使不能，也希望从他口里听到自己所预想的结果。这样他心里就会得到一些宽慰，至少是不再那么焦虑不安。
然而赵烈文完全不这么认为。他对曾国藩的每一个观点都持不同看法，或者有所保留。
赵烈文的核心论据是“大势”，或者说是“气数”。他不仅认为清王朝的“大势”已去，而且“气数”也将尽，不会再有什么希望。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有“好亲王”“好太后”或者“好皇帝”什么的，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何况没有。也就是说，清王朝很快就会走向灭亡，是大势所趋，是谁也左右不了的。
赵烈文真的富有洞见。他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非常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当朝权势人物的机要幕僚，对恭亲王、慈禧等人的判断却异常准确，以后的历史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恭亲王确实是朝中少有的开明权贵，在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他的从政经验、控驭权力的能力都不足，与慈禧太后稍作抗争失败后，就被这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使自己变得更像一个名副其实的“恭王”，这些都证明他确实仅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气魄”和“大胆识”。
慈禧也确实“威断”，很有政治手腕和控驭臣下的非凡能力，但她对中国的社会现状缺乏了解，对清王朝面临的问题心中无数，对世界的变化和西方列强的挑战和威胁，不知道从长远的角度加以应对。更为糟糕的是，慈禧太后缺乏进取精神，纯粹是个权力迷，一心只追求权力，别的都可以不管。一句话，她有控驭权力的能力，却缺乏远见，只知道维持现状。而在近代中国这种非常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见识、眼界、魄力，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在这种目光短浅、得过且过、唯我独尊的人领导之下，她越是有“威断”、能“威断”，对国家的危害就越大，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赵烈文能把大清王朝这两个最有权势的人物看穿、看透、看死，说明他的眼光确实够深刻和老辣。
在古代封建专制社会里，王朝兴衰和江山社稷长短的话题，既敏感又重大，不要说同事朋友之间，就是亲人甚至夫妻子女之间，也是很少涉及的。尤其像曾国藩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显然更不适宜谈论这种话题。然而，他和赵烈文，不仅反复倾心交谈，而且开诚布公，毫无保留，即使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毫无关系。如果不是亲密无间，相知很深，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领导和幕僚之间，能够达到这种高度默契的程度，确实少有。当然，赵烈文观察事物的独到眼光，对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对时局发展的冷静分析等等，对曾国藩都具有很大吸引力，使得他无法拒绝听取他的意见和看法。
曾国藩对赵烈文的论断，表面上好像仍然无法或不愿意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最起码可以像东晋、南宋那样长久偏安，实际上在他内心里，已经无法抹去清王朝即将灭亡的阴影，一个多月后，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再找赵烈文交谈这一敏感话题并说出下面这句含义深刻的话：“如捻贼得灭，朝廷中兴，犹为不负此举(指剿灭太平天国)，不然，何足道耶?”
曾国藩潜台词是：清王朝如果没有中兴局面出现，他以前的一切努力，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会产生负面影响，自己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如果真是如此，还不如让这个王朝早些寿终正寝为好。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曾国藩心境之凄凉，对国家前途命运之悲观失望，于此可见一斑。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
最终让曾国藩对清王朝彻底失去幻想，或说曾国藩对赵烈文所预言的结局不再心存任何侥幸，是在曾国藩经历了一路北上的走访调查和广泛接触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人物之后。
同治七年(1868)七月下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直隶总督和内阁大学士的职位，不仅让他有机会面对面接触和观察清王朝的几位最高领导，而且通过观察、谈话和出席最高国务会议，使他对清政府的核心人物和全国形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时他不得不承认：清王朝确实大势已去，国家的颓败程度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想，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这一切正如赵烈文早就预言的那样，整个清王朝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只能眼看着它一天天沉没下去，再也没有浮起来的希望。
颓废不振的清王朝于1911年土崩瓦解，赵烈文的预言在44后成为事实。而曾国藩和赵烈文已分别于1872年和1893年去世，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解脱和幸运。
赵烈文以其对历史的参悟与通透，准确预言了清朝灭亡的时间，这在晚清“同治中兴”之际，不得不说他是那个时代下的奇人。(——END)
参考书目：
①《曾国藩》三部曲，作者唐浩明;
②《能静居日记》，作者赵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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